作者：林朝晖

香港政治经常都出现一个迷思：特区政府、中央对港部门及建制派经常都提出有“沉默的大多数”，民意调查也显示不少香港市民自称为“中间派”。然而，多年来投票结果恰恰相反，选民明确“归边”投票予建制或泛民，自称中间派的候选人得票率长期偏低。以上种种不禁让笔者存疑，香港真的存在中间派吗？香港为何难有政治中间派？

中间派社群？共同利益？金主？

第一，综观世界不少所谓的第三路线、中间政党，他们其实都有特定的政治、经济阶层群体，中间政党所要取悦，以至换取支持的主要是左、右翼政党以外的选民。这批选民往往在平等与自由、革新与保守的价值当中寻求“混合物”。中间政党便成为了重要的政策平衡器，扮演“中间落墨”的角色。

香港情况比较特殊。在香港政治语境讨论的中间派，往往的站位差异不在经济与分配，而是在“对特区政府态度”、“对一国两制立场”，以至“对中央的态度”。说得直白一点，政党为自己票源所属的阶层和群体、金主争取利益。建制派在亲政府和亲中央的过程中捞尽好处，成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这也是他们不断不理对错，为政府政策保驾护航的最大动机。反过来，泛民主派以“监察政府”自居，单靠“反对／批评”就可以吃便宜政治饭，从来不需要深思完整政策和反建议。

这带来一个吊诡的情况是，香港中间派的支持群体是谁？金主又能是谁？谁会在一时支持、一时反对政府的政策中获利？谁又能与中央关系“又倾又砌”的过程中获益？上述几个问题反映了香港中间政党极难寻得金主及支持群体。于是，我们可以看见近年所有所谓的中间势力，十分依赖自身的财力（如王维基），或靠知名度来维持人气及支持度（如“3JT”）。政治选举在没有明确支持群体、没有金主的支持下，选举工程根本无法展开，对施政产生影响几近无可能。

在没有立法会议席的情况下，中间派的政治人才缺乏从政经历，根本难以成长。结果是，每个所谓的“中间势力”政党，到头来更像是个“中产专业论政”组织，成员整日奢想被政府委以重任。然而问题是，缺乏政治历练的人才，即使能够进入政府问责团队也顶多是个政治花瓶，难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魄力。

第二，香港中间派一直缺少一套论述，或所谓一套在道德上合法合理的说辞，来说明他们从政或寻求执政的初心。光说主张“沟通”与“理性”，这些都算不上什么论述。自由党曾经有一段短暂的时光，勉强可充作是香港的中间政党。一方面，港英年代立法局的选举制度让他们在回归初年有一些政治本钱及遗产；另一方面，党内也有一批有分量的政治明星可以充撑场面。然而，自由党在缺乏治港纲领及参政论述的情况下，同样逃不过萎缩的结局。

有识之士很快成既得利益者

可幸的是，香港不少有识之士都曾经写道，香港不需要中间派，而是需要改革派。当中的内容少不了对香港现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评，提出要有“范式转移”式的大规模改革。改革内容围绕着如何去建立公平正义的香港，具体内容包括改革落后的社福制度，改革狭窄的税基、容易造成官商勾结的公务员退休漏洞、僵化的土地政策、造成碎片化议会的选举制度、缺乏实权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以至医疗和教育改革。然而，上面种种内容，哪一条不能由建制、泛民提出？

另一个吊诡的问题是，凡是香港此类的有识之士，他们都具备较高的觉悟和理解能力，对政治局势有所醒觉，拥有相当的分析能力。他们在香港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中获得相当的政治及经济位置，成为高端中产并不困难。他们很快也会成为政治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一同吃尽制度红利。即使不同流合污，他们也缺少个人动机诱因带领社会走上改革道路。长此下去，个人包袱愈来愈多，他们也再难对整个制度动手、走入群众来搞个翻天覆地的改革，改革遗憾地成了“得闲再讲”，方案也束之高阁。

从早年的“三十会”，到后来的“民主思路”，中间派人来人往，时代不同但结果相似。回归二十多年，“中间派即改革派”的说法经常被搬到公共讨论中，但香港的整个中间阵营论述始终没有长时间的沉淀。政治取信于群众，是需要时间考验，更重要是当中缺少了一批真正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

很取决与中央及政府的持续互动

香港中间派很难形成的第三个难点是，中间派的行动及改革理念实践太取决于与北京当局的互动。

正如第二点提到的改革论述——寻求公平正义的香港，这一论述其实不论是建制，还是泛民政党都可以提出，几近没有一个单一议题是中间派可以独占。香港当前的政治经济框架在《基本法》立法时被急冻：当年为了维护人心，定格了央港关系与政治经济结构，也让既得利益50年不变。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是，中间派要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改革，一个超脱于既得利益集团，一个超出建制、泛民阵营推动的改革，也只有中央政府默许首肯和支持下方能推动。没有中央政府的背书和信任，改革根本不可能顺利完成。中间派要取信于中央以推动改革，自身要有一定的“底线思维”，要自觉与外国势力保持距离，维护国家安全始终是中央治港的最大关切。

问题是中央对港部门凭什么相信所谓的“中间派”？尤其在现在整个内地政治风气讲究“政治正确”、“大局意识”，明显不能只考虑满足香港政治现实。中间势力的游刃有余、与狼共舞、模糊不清的路线立场，自然不合主流政治风气。在当前中美新冷战的格局下，香港问题变得尤为复杂，对港部门及主事领导也不敢随便卷入这蹚浑水，替任何势力背书。改革只能等待最高层拍板定案，由上而下推动。

再者，中间派的行动方式既要主张“持续沟通”，又要维持“群众运动”。这种与特区政府时远时近的行动方式，对政府政策“是其是，非其非”的立场，恐怕只会造成对“政府—建制—泛民”三面不是人，尤其当中间派抨击与中央保持畅顺沟通的建制派，必然会受到建制派的相应反噬。

中间派的成败取决于中央及特区政府的度量与包容。倘若中央政府与中间势力能够创造多次有效的“持续沟通”，有持续有效的成果产出，方能让社会相信中间的理性阵营有所作用。同时，中央又要有足够度量，默许中间派毋须缺席如“六四集会”般这种香港政治的“大时大节”，方能让中间派长期取信于港人。光是上述种种操作上、互动上的难点，已经让政治人才对参与中间派望而却步。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撕裂的香港政治中，每个人也希望自称是中间派，不被标签，也毋须站边归队，掩饰自己的利益与倾向的立场。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如果我们连中间派存在所需的政治经济脉络也解不通、说不清，中间派又怎样去取信港人？

始终，参政需要理想，更需要群众。

作者是“为正策士”理事、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