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璟荃

在世界金融中心角逐中，伦敦曾与纽约不相上下，甚至多次登上伦敦智库Z/Yen Group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第一名的宝座。

然而，自从2016年英国脱欧后，伦敦的成绩再也不及纽约，连欧洲金融首都的地位也渐渐受到威胁。在2020年3月发布的指数中，伦敦的分数大幅倒退31分，是西欧前20金融中心分数倒退最多的城市。

另一方面，受“反送中”运动影响，香港2020年倒退34分，排名也自全球第三滑落至第六，被东京、新加坡和上海小幅超前。

这个指数并不概括全貌，但全球金融中心位置受政治事件影响，在金融史上有许多先例。今日的区域金融中心（如法兰克福、上海）可能蜕变成未来的全球金融中心。历史上，从意大利城邦（威尼斯与热纳亚）到阿姆斯特丹，又从伦敦交棒到纽约，全球金融中心的位置随着历史的推移而不断改变。

这个改变其实有一定的历史规律可循：除了城市所在地区在全球贸易系统的重要性，以及该城市本身的硬件配套外，更重要的是金融业本身对于法规和权力紧扣的特性，代表了存在一个强大稳健央行的城市有着天然的优势。该城市对于全球资本以及文化的开放程度，则代表了该城市发展金融业的上限。美英见证西方民粹主义盛行，香港自由风气也渐衰的情况，似乎代表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可能再次换位。

一个金融中心的“名声”经常被提起，这个模糊的评断标准，其实暗示当地政府机关与金融产业合作的相关经验。因为产业特性，财产纷争和利益冲突使金融业自古以来就是高度敏感产业，也因而受到额外法规的限制和监管。与其他产业的集群形式不同，为了方便处理官僚程序、捉模政策方向和与监管机构协谈，金融中心的集群经常落在国家首都。

举英国为例，虽然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ing Group）和米特兰银行（Midland Bank，已被汇丰银行（HSBC）并购）都在伯明翰成立，但晚期都以伦敦作为总行，其原因除了当时的业务需求和集群理论（Porter’s Clusters）外，更是因为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设在伦敦。

另外一个实例是纽约。虽然纽约在美国立国初期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贸易港口，但在19世纪初，甚至是美国内战（1861年至1865年）以前，美国金融业中心实际上是作为美国史上第一个首都的费城。当时坐落费城的美国第二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有央行的职责和权力，但实际上并非美国政府所有。

1836年，第七任美国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1829年－1837年）以贪污和妨碍州权为由，终止美国联邦政府与美国第二银行的关系，更使美国在1837年至1864年进入“自由银行体制时代”（Free Banking Era），货币实质责任由联邦政府转至州政府。坐拥雄厚金融业人才和底蕴的纽约，当时已有全美第一座股票交易所。

纽约州政府因已有经验制定金融法规，除了要求货币银行须用有价证券，保证流通货币价值之外，更以其他法规和保险机制，来减少货币银行倒闭对州经济的影响。这也使纽约顺利篡位，击败有先发优势的费城和角逐第一的波士顿等角逐者，成为金融业的新贵。在20世纪初，更因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12个联邦储备银行中影响力最大，而正式成为美国的首要金融中心。

规管与金融须有良好沟通

由此可见，银行虽然是随着各地的贸易需求开张，但各地的银行迁移至区域金融中心，并往国际金融中心方向发展业务，贸易显然只是必要条件之一，并非唯一条件。和规管者的紧密接触，也是必要条件之一。

如果说和规管者的合作是金融中心的基石，金融中心国际化的“上限”，就是由当地政治环境，以及经济因素所组成的法治环境持续的稳定，和该城市是否能够对全球资本和文化保持着开放态度所决定的。

金融业擅长计算风险，但却无法处理未知的不确定性。任何过度极端的政策、法律不明确、经济不稳固或社会不安，都可能决定金融机构的生死；也因此，稳健的经商环境可说是成为金融中心的首要条件。

事实上，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后，当时如果美国没有提出对应的金融法规来避免重蹈覆辙，纽约的金融地位恐怕也会受到质疑。同样的，若美联储在多次金融风暴中，不与银行协调，资本恐怕也不愿留在纽约。

从政策规划和法规监管的角度而言，要建立一个成功的金融中心，并非无条件松绑法规，而是适度采纳金融机构的建议。

银行当初集群于纽约和伦敦其实也是如此，与其说政策宽松是金融中心的发展条件，不如说政府与金融产业之间须有良好的沟通更加正确。

从市场稳健度来看，许多全球金融中心位在大型经济体也并非偶然。除了市场深广和客户发展之外，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也决定该国货币的流通性和可信度。就算是发展良好、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货币若往国际化发展，反而可能会为该国带来不必要的外汇风险。当然，这并不代表小型经济体不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创新的货币政策仍可兼顾稳固的本地经济和稳定的金融市场。

以新加坡为例，除了强调法治理国之外，李光耀更深受“亚洲外汇市场”的概念影响。虽然新加坡没有大型经济体作为交易货币的后盾，新加坡将新元资产和外币资产分开，成功维持国内经济稳固，同时让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工具的转运点。

金融业受全球化影响非常深，要促使资本自由流动，全球金融中心必须提供易与其他市场连接的经商环境。因此，开放也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以17世纪的荷兰为例，当时对外来文化、宗教都相对宽容的阿姆斯特丹，成了欧洲各地异教徒的落脚地，更使其成了文化大熔炉和商人的聚集地。

另外，当年的荷兰共和国刚脱离西班牙独裁的统治，社会推崇个人自由且相对不受君王、教宗控制，也就是这样的经商环境，促使资本主义发展：全球第一个现代股票交易所跟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创立于阿姆斯特丹。虽然荷兰黄金时代在战争下结尾，但阿姆斯特丹的自由经商精神，透过前往美国的阿姆斯特丹新移民，在纽约重现。纽约成为贸易之都，在成为英国殖民地前就早已开始铺路。

同样的，全球化巅峰的今日，金融中心也必须吸引且容纳多元文化、各界人才。随着亚洲渐渐成为全球金融主场，欧美市场必须更深入了解东方市场；反之，亚洲市场须吸引熟悉传统金融市场的人才，才得以确保新老交接顺畅。

20世纪初，伦敦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尚未痊癒，纽约身为新全球金融中心尚未成熟，全球金融中心失去重心，导致30年代经济大萧条。

观乎今日的全球局势，西方民粹主义崛起所造成的损害，以及在东方由于民族主义兴起所造成的反自由风气，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和香港要持续达成“稳健与开放”这两个条件，似乎越来越难，甚至可以说在长远并不可能。历史似乎要再一次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变换。

作者是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虽然新加坡没有大型经济体作为交易货币的后盾，新加坡将新元资产和外币资产分开，成功维持国内经济稳固同时，让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工具的转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