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冠状病毒疫情将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化进程，以及知识分子对它的支持，在疫情之后的发展。然而，前景并不乐观。

即便在疫情来袭之前，全球商品出口相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就已经出现自二战以来的首次下降，自2008年以来下降了约五个百分点，而今年则下滑了20%左右。

这已不是世界第一次去全球化。从一战到二战前夕，世界贸易就一度崩溃，当时出口占GDP的比率，从1913年16%的峰值下跌到略高于6%。

按照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这种收缩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计划与政治、种族和文化竞争，以及垄断、限制与排外”的结果。

当前的去全球化则由其他因素所引发。首先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建立，尽管它并未达到1930年代的规模。自2017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政府所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在总体上相对有限，并且主要针对中国。在全球层面，特朗普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被一些新自由贸易协定，例如欧盟和日本于2018年缔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所抵消。

推动去全球化的另一个更重要因素，是全球价值链的瓦解，而这是由于中国从一个出口驱动型的小经济体，转变为更依赖内需的更大型经济体。因此，过去10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经过多年的“中国例外主义”之后的正常化时期。

然而，情况显然不止于此：如果正常化是唯一的因素，全球出口占GDP的比率只会持平，而中国让出的出口份额，将由其他发展中国家承接下来。相反，我们目睹了这一比率的急剧下降，这意味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严重后果。

从1990年代初直到最近，世界一直见证着经济的“融合”，穷国（在历经200年后）终于开始拉近跟富国之间的差距。尽管一些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已经融合了很长时间，但这仅在过去30年中，方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现象。

贸易机会的扩大是推动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1990年代和2000年代是凯斯勒（Martin Kessler）和本文其中一位作者称之为“超级全球化”的时代。当时的技术进步、集装箱革命、信息和通讯成本下降，以及贸易壁垒的解除，使得经济一路保持繁荣。

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0年里，超级全球化使全球出口占GDP的比率从15%升至25%。这个出口的繁荣景象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增长。因此，超级全球化和融合，其实是种相互关联的现象。

最近的去全球化趋势，则大大减缓了这种融合：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年增长率约为3%至4%，但危机之后只剩1%至2%。

现在的问题是，疫情会如何影响业已在进行的去全球化进程。虽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主要存在两种可能。一种似乎合理的状况是普遍收缩，而随着国家和企业开始重估贸易的益处相较于依赖进口的风险，去全球化的进程也加速。

另一种则是，去全球化的下一阶段可能相对有限，而且更加由中国经济转型所驱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在短期内受益，但无法确保持续优势，因为不断上升的未来贸易和战略冲突风险，将营造一种更加不确定的新氛围。

但是，知识分子对去全球化和历史性融合进程逆转的回应，却是近乎死寂的沉默。在发达经济体中，很少有学者或决策者代表较贫穷国家捍卫开放的全球秩序，而那些曾是全球化的鼓吹者和热情拥护者的国际化精英，都在作壁上观。

事实上，钟摆可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摆动，诸如“大推动”（Big Push）等陈旧发展理念将会复兴。“大推动理论”建议发展中国家用内向型战略，取代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对发达经济体内部全球化收益不平等状况的合理关切。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被抛弃了。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也一直保持沉默，没有为维护开放贸易做出真正的辩护。主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内部的知识和政策蓝图，都在朝着自给自足和向内看的方向倾斜。

鉴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当地的决策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西方的思潮也确实正在东移，说服这些决策者去重拾诸如进口替代之类的旧理念；可这一理念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已遭遇了惨败。

在后疫情的大气候中，我们可以预计去全球化会持续加速发展，以及知识分子对这一趋势的接纳，而这是令人遗憾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抓住新的出口机会，因为大型企业希望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但对于大多数中低收入经济体而言，失去贸易机会的代价会非常高昂。

南亚和中亚、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些仍然落后的国家，将无法再借助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中国和越南曾经踩过的增长阶梯。

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两个黄金10年中，享受了超级全球化和融合的成果。但如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知识分子抵抗的去全球化正在逐渐得势，这预示着世界上较贫穷地区的经济活力，将在长期内不复存在。

作者Arvind Subramanian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
顾问，现为印度阿育王大学经济学教授
Josh Felman是JH Consulting公司总裁。

英文原题：Are Intellectuals Killing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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