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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明言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彻底放弃了中美关系的“三个公报机制”（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9年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8.17公报》。

近来在中美两国关于对台“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的讨论很多，但概念混乱，意义不明，对决策者颇有误导，两国之间的对话更是鸡同鸭讲。

中国认为”战略模糊”对美国有利。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有为“保卫台湾”而进行武力干预的准备和可能，但又拒绝明确在何种情况下会出兵，使海峡两岸都无法清楚地知道美国将会采取对哪一方更为有利的举动。这种以模糊制造的威慑主要针对大陆，使其不敢贸然行动。

美对台做出的这种模糊性的安全承诺，其重点是把是否动用美军的决定权保留在美国手中。该政策使美国对中国大陆和台湾两边都可打牌。但大陆是否也从战略模糊中得益呢？官方的说法一直讳莫如深，造成概念混乱。

但中国一直坚持一个立场，即“三个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事实上承认战略模糊对双方关系的改善和台海局势的稳定是利大于弊。

但是，中美双方对公报体制的作用有不同理解。国际上的公报可分为一般联合公报和条约性公报。前者主要是在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代表团出访、来访中，双方对某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的报道，是双方对一些问题有共同的看法，或者是陈述各自的观点。

严格意义上讲，中美的三个公报尚不具有条约公报的性质，对美方的约束是有限的。在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大环境之下，单方面坚守公报机制无异于刻舟求剑，没有与时俱进。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公报机制从一开始就是两面下注的政策平台。在美国政策界有人主张战略清晰，要明确支持台湾的防务能力，提高其国际地位，根据是中国已坐强，战略模糊对其的威慑作用已失。两党中有不少人支持这个观点。这是对战略模糊的误读。战略模糊仍有威慑效应，但这个效应的基础是双方的战略互信，至少是中美不必一战的共识。

1972年尼逊访华时，在台湾问题上陷入僵局。基辛格博士提出了解决分歧的一段极其精彩的话：“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换句话说，美国认为中国是否统一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关心的是统一的过程（必须是和平的方式），而不是结果。这是个可以两面下注的，但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的依据之一正是这个“基辛格公式”。

但是，《上海公报》中，美方还提出一个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原则：“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做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

蓬佩奥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不仅在于他否定了一中原则，更违反了不同政治体制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鼓吹党民分离，否定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既对中国政治传统一无所知，也对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毫无感受。当选总统拜登能否看清中美关系目前的险恶处境，必然取决于他的团队对历史的合理解读，和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理性认识。

目前的态势继续下去，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就在所难免了。基辛格为什么说中美现状与一次大战前有惊人的相似呢？因为在1914年，交战各方都是处于进攻心态，都认为自己有胜算把握，各方的战略目标都十分清晰。

如今，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器的公报机制的基础，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必须找到推动两国关系的新动力。但双方目前既无战略互信，也无战略让步的意愿。国家战略如此清晰时，战争冲突很难避免。热战的危险既然已经显现，只谈新冷战已经没有意义。

作者是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其新著是《过程中寻求合法性的中国政治传统——一种全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