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基本法》颁布30周年，由6年前占领运动到去年反修例风暴，香港政局动荡甚而演变至暴乱，此际从宪政架构到法律层面，审视香港实践一国两制发生了什么事，重塑基本共识以继续前行，既适时也有必要。香港局势，于总结经验教训除了彰显“一国”之尊、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力不容挑战，为治乱举措确立法理依据以外，须超越严管多管思绪，回顾国家对港特殊方针政策本源，探索新情势之下，一国两制如何运行下去。中央在港体现须合度，仍然是个中关键。

邓小平“干预论”

中央不得已才用

中央处理香港回归，由“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繁荣稳定”16字总体精神，到12条特殊方针政策，都在《基本法》160条条文体现出来，当时就法律框架，较普遍认知是中央不管香港内部事务，由港人按高度自治原则自行管理。现在经常强调的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到2014年6月《‘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出版之前，鲜有提及；同样地，即使邓小平的“必要干预论”，说法也是“切不要以为香港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这种想法不切实际”，又说“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就可能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此乃前瞻谠论，极具政治智慧。须注意，邓小平所说中央权力，基本上是“备而不用”，不得不管才用。基本上还是少管香港。

1997年7月1日之后，一国两制按《基本法》践行，那些年，除了中央恪守不干预香港事务，就内地省市来港营商、人员往来都有严格限制，目的是避免香港管治受到内地因素影响。那些年，中联办官员在公开场合，就记者提问香港事务，都耍手拧头，不发表任何意见。即使2003年《基本法》23条立法，引发大规模游行之后，中央调整了对港方针，也只是“不干预，有所作为”，仍然强调不干预。

回溯中央对港方针政策到法律框架，于处理香港事务，基调都是“少管”。当然，经过占领运动与反修例风暴之后，中央对香港事态认知，并非争取普选那么简单，认为性质是内外敌对势力要夺取香港管治权，甚而要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正如原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乔晓阳昨日在法律高峰会表示，内外敌对势力已经严重危害香港经济、繁荣稳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突破了一国两制底线，“一忍再忍，忍无可忍，不能再忍，再忍下去就要犯历史性错误”，他这个说法，相信确切反映中央对香港局势的判断和取态。中央最终出手，固然说明对介入香港事务之长期克制，不过，香港事态恶化并非一朝突发，而是渐进形成，孰令致之？是单方面或多方面因素形成？值得思考。

事态发展，显示一国两制在香港践行23年之后，已经变形和走样。无论从中央原本少管，变得大力介入，要体现“全面管治权”，如是；或是香港被一些人推上与中央对抗、引入外力，把香港引向独立之途，都与香港回归原先设计不一样。而且按实际情况，香港内外情况起了变化，包括外力介入、中央以敌我矛盾看待反对力量等，香港已经不能回到《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前了。反修例风暴反映香港基本失控，单凭特区政府之力，无法矫正，中央以《港区国安法》止乱，是为势所迫，也是情势所需，否则香港局面无法收拾。

中央涉港务成常态

须合度并勿乱扩权

《港区国安法》实施4个多月，就法律框架而言，《港区国安法》是继宪法、基本法两份宪制文件之后，凌驾其他香港法律；就管治而言，《港区国安法》具有执法功能，其立竿见影之效，宪法和基本法都不具备。迄今所见，《港区国安法》用于政治层面事宜，例如遏制分裂与港独，打击勾连外部势力等力量；不过，政府以违反《基本法》104条宣誓条例，DQ 4名立法会议员之外，正在研议将之扩及其他公职人员，届时“触及面”有多宽广，各方密切留意。另外，中央在港“全面管治权”还将在什么环节、领域体现，不仅关乎香港管治，也涉及政治定位与国家发展布局的功能和作用，备受各方关注。

香港事态，中央由少管而强调全面管治，介入实际管治有多深广，尚待观察，惟“中央因素”日后于香港管治，将成为新常态。需要指出的是，在香港，搞分裂、搞港独、勾连外部势力对付香港和国家的人，只是少数，《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他们已被压制并有瓦解迹象，设若权力当局为了打击一小撮而使一大片受牵连，是否合乎比例、会否惹来无辜者反弹，当局必须谨慎因应，切忌一头热，以为有了尚方宝剑而把大片香港人推向对立面，将会得不偿失。香港的独特性对于国家发展，例如金融领域仍有一定作用。一国两制对各方都有局限，必须接受，否则必然失序而乱，于中央须避免在香港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即使管，也要合度。切勿不必要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