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品海

树欲静而风不息，这是香港人今天的心情。大多数市民都希望香港能够走出骚乱和动荡，恢复祥和的气氛，但新冠疫情肆虐，港区国安法以及四名泛民议员被取消资格，都让市民无法安下心来。虽然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但大家已经意识到无意义的政治冲突根本化解不了深层次矛盾，只是会制造更多怨愤和对立。中央政府不会容忍无休止的动荡，拨乱反正是迟早的事，可以猜测的只是通过什么手段。这就是香港今天的现实。

中央政府根据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推动修复香港的宪制秩序，积极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划定边界，但能够冷静和理性认识这个过程的香港从政者又有多少？反过来，对于香港政府，当中央通过宪制手段为香港官员庸碌无为而制造的混乱提供稳定器，他们又是否懂得只有切实的改革才能真正重建社会的和谐，才是履行自己的职责？

香港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

去年的政治动荡是香港政治的分水岭。一些政治冒进主义者在反修例骚乱中企图借助外国势力，站在国家主权的对立面，挑战香港的宪制伦理，甚至推动分离主义在香港落地生根，这就是压倒骆驼的几根稻草。究竟这是香港社会部分人有意为之，还是市民在毫无意识之中被误导或裹挟？或者说，一些从政者不知天高地厚，对国际政治和香港的宪制性质懵懂无知，加上一种极肤浅的政治傲慢，以为可以通过暴力和国际压力改变中国对香港的管治结构，最终还是要赔上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遭遇牢狱之灾。这是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答案不言而喻。

最近一些言论开始质问究竟谁是爱国者，邓小平的“爱国者治港”被多次提及。它究竟有什么意思？其实，谁是爱国者估计是主权国家政治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政治诘问，原因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宪制政治能够是包容非爱国者的政治吗？就算特朗普和拜登的美国总统之争，也同样陷入谁是爱国者的政治争论中，他们指责对方是俄罗斯或中国支持的总统人选，间接指认对方不如自己爱国，不如自己强硬对付敌对国家。任何国家都无法接受从政者是站在敌对国家的立场参政，凭什么认为中国会例外？

“爱国者治港”的前提是，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只有热爱这个国家的人才有条件参与中国政治，包括香港政治。道理就这么简单！就好像美国各个州的从政者必然都是爱国者，不只是热爱自己的州份，而且是热爱美国。香港政治同样如此，香港的从政者当然不应与他国利益相结合，更不应提供武器让他国制裁中国或香港。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不论是美国还是香港的从政者都不再拥有从政的资格，这既是法律现实，更是最基础的政治伦理。

为什么香港竟然会有从政者意识不到这一层意思，甚至将自己的政治命运置于如此尴尬的角落？或许香港真的需要重新认识“一国两制”，以及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的意思何在。在英国殖民地时期，香港人根本没有资格，亦没有需要认识英国政治，但回归之后的香港是“一国两制”，中国是自己的国家，负责香港管治的是香港的中国公民，就必须认识到主权政治的意义。可惜，这种期望长年没有实现，当中既有香港和中央政府的内在原因，亦可以从外部环境的变化寻找今天冲突的伏线。

回归遭遇两种世界政治发展趋势

从历史角度看，香港的回归遇到两种世界政治发展趋势。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后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着积极的引领作用，香港自身反殖民地的民主运动亦正在崛起。港英政府在回归期间利用这股政治热情，将其扭转为有利于自己的政治情绪，将本来针对殖民地统治的民主力量改变为与自己站在一起针对专制中国的社会运动。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国内释放了一股追求政治改革的思潮，八十年代末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以及它对正在探索如何回归的香港人所产生的冲击，都被最后一位殖民地港督所利用，让这种扭转变得顺理成章。

在民主思潮急速积累能量的过程中，世界政治格局同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因为苏联和东欧解体，原来的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单一超级大国。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中美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使中国的崛起被美国政界视作对其地位的新挑战。自小布殊政府开始，抵御这种挑战的意识开始形成，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逐步扩大，特朗普总统利用这种意识，并结合国内强大的民粹思潮和政治极端化，成为今天美国对自身安全感到极大焦虑的普遍心态。

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遭遇二战以来最大的结构性挑战，情况在美国特别严重。去工业化或者金融化让美国的就业岗位被转移到后发达国家，如中国、墨西哥、越南等地方，美国本土已经无法提供具竞争力的制造业环境。台湾的鸿海集团尝试将部分LED面板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却一事无成，苹果宣称要在美国生产部分产品的计划只是讨好政客的公关手段，特斯拉在中国的超级工厂一再增产更再次确认中美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早就完结。其实，经济金融化的恶果在九十年代末已经被证实，2008年的金融海啸只是响亮的丧钟。美国政府曾经动用庞大财力企图改变衰退，但由于缺乏对经济危机的正确认识，以及受制于资本的挟持，其所做的都只能是杯水车薪。一直到今天，美国依然使用量化宽松这种吸毒式的货币手段来缓解经济失衡，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这就是头疼医脚。西方经济的活力在过去二十多年不断消减，国家财政实力后劲不继，企业实力持续壮大，但他们无意视社会利益为己任，在治理失效的情况下持续巩固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这一次新冠疫情中，美国去工业化的恶果完整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一个如此先进的国家，竟然连基本的医护用品都无法生产。

这两方面都巩固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经济和财政实力的两极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还不明显，中国相对落后，一部分人甚至认为西方经济发达证明其制度的优越性，不少中国和香港的知识份子都对美国的政治体制趋之若鹜，各种理论都指向中国应该走上西方同样道路，香港人的观点就更是一边倒。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两种制度的比较已经无法再给出明确的结论，传统的理论和分析亦已经失效，更多证据说明西方制度存在极大的结构性缺陷，意识形态只是将事实遮蔽，政治的失衡甚至成为遮蔽的主要原因。过去十几年西方政权在各个后发达国家推动的民主运动都惨败收场，有一些甚至至今仍然无法收拾残局，乌克兰和利比亚等都是绝佳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