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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多日的曲折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终于尘埃落定，民主党的拜登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尽管如此，特朗普在四年间对美国和国际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恐怕很难很快消散，甚至在多年后仍然会存在。这与其崛起的背景有关，并不会随着特朗普的下台而结束。

首先，特朗普的崛起，事实上与美国主导的单极化全球秩序的衰落有关。冷战结束后，美国所主导的单极秩序在历经德国、日本等国的崛起挑战后，终于在中国崛起的大势之下，呈现衰落的趋势。

特朗普所说的“美国优先”，事实上就是维护美国这种单极秩序下的国家利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是美国传统孤立主义与全球化下单边主义的结合体，但两者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此，它在美国内部拥有强烈的号召力。这是特朗普得以崛起并推行其政策的原因。

在传统拥护全球主义的美国政治人物，无力维系美国这种超然地位之后，特朗普以强人之姿上位，用非常手段打破了美国的外交传统，事实上维护的仍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特朗普的这种手法固然很难为美国传统政治人物所接受，但事实上，如果美国在特朗普之后未能以更有效的方式来维系其地位，特朗普主义恐怕还是会卷土重来。

同时，特朗普四年间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已经把国际社会从全球化之下的多边主义，拖入大国竞争的状态之下，竞争多过于合作。拜登或是此后的美国政治人物能否改变这种趋势呢？恐怕并不乐观。

拜登及民主党虽然拥护全球主义，但国际上已经呈现出大国竞争的格局。特朗普四年间的外交政策对国际政治的破坏，实际上也出现了有利于其他国家的趋势，无论是欧盟、日本等国，都得到了扩张其国家利益的机会，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展示其能力的机遇。

虽然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一直强调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但在国际重点转向亚太、印太之后，欧盟与美国的利益重叠度发生了变化，双方所追求的利益并不存在必然的根本一致性。至于日本，由于本身就处在竞争的核心地带，因此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必然存在某种变化，将会更加追求强化自身的战略独立性。

未来这些国家如何相处，可以从各方如何对待特朗普所留下的印太战略中一探究竟。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是符合国际整体秩序的变化趋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奥巴马政府时代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继承与调整。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实际上正是因为美国与其传统盟友在利益上的不一致性，导致特朗普不再强调依赖传统盟友来构建和实施其遏制中国的政策。

这里也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虽然现在美国两党均对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有着明确的共识，但究竟要怎样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护美国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清晰的答案。

比如遏制中国要达到哪种程度、实现何种目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遏制？中美之间是否存在两国所能接受的某种妥协方案？尽管现在“新冷战”的说法已经出现，但显然美国并没有像与苏联进行冷战一样清晰的战略目标。

这也是决定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能量，是否会在美国卷土重来的重要一点。可以说，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模糊的、不清晰的；究竟中国在何种程度上威胁美国，威胁到美国的哪些方面，也是没有清晰定义的。这些都是引发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导致全球秩序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并在美国国内问题的叠加之下，成为特朗普主义崛起的重要土壤。

因此，在中国被美国视为主要的竞争力量背景之下，如果美国坚持维护自冷战结束后的单极国际秩序，不重新审视变化中的世界，正视其他政治力量在国际上所扮演的角色，恐怕特朗普主义仍然会继续存在。这无论对美国或全球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一种挑战和麻烦。

作者是中国北京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