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要换总统了。拜登接任后的中美关系会面临怎样的变化？过去四年，唯利是图而狂躁的特朗普如一条疯狗上街，把二战后国际社会历经70余年努力建构起来的基本国际秩序尤其中美关系，几近颠覆，砸得人人自危。中美关系濒于开战的边缘。拜登的政治风格及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显然与特朗普不同，但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就是在特朗普的余下的任期内，中美关系会发生些什么，甚至也存在一定的不可预期变数。

今年9月，中国外长王毅在东亚峰期间申述道，美国在今年上半年向南中国海派出军机近3000架次、军舰60多艘次。现在，美国不断加剧包括双航母军演在内的舰机进入南海、台海、中国岛屿12海里领海甚至抵近中国东南部大陆近岸等一系列军事活动，已经导致中美关系近于断裂。中美之间似乎已经到了就差再往前一步扣动扳机兵戎相见了。

特朗普政府主张的“美国第一”政策已完全摈弃了人类理性秩序，将全球导向了一个危险的死胡同。美国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从发动贸易战、围剿华为、科技与学术抵制、信息阻断、市场限制到外交切割，无一有利于包括美国本身在内的全球科技公平竞争与发展进步。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现正在以一个狭隘、自私、鼠目寸光的反人类的面目出现。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也已经显露出了由一系列资本主义发展要素产生的内在矛盾将可能导致其全面政治、经济危机总爆发的征兆。

中美关系历经在朝鲜战争后走过近半个多世纪的相对平静，随着资本家出身的特朗普执念“美国优先”而结束。因为南海、台湾、香港三大事关中国主权问题的介入，中美关系要实现良性解构并或重归和好，在可预见的短期内不容乐观。

中美关系恶化至此，本质上是基于两个民族在生存方式上的诸多根本性不协调或者冲突：一、国家治理体系其中的内置哲学理念、治理方式、法理与法律建构、所有制与经济发展模式；二、经贸、科技等的现实发展利益；三、全球领导权或者影响力的地位。从民族发展渊源上看，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历经5000多年，政治、文化、经济、思维模式自成一体，身躯庞大，步履蹒跚，既背负历史，又充满发展雄心；美国位居太平洋与大西洋相夹的北美大陆，相对于中国，一个建国仅200多年的全球移民国家，自创有一套政治及经济体制版本，实际上是一个新兴国家，富有朝气，敢试敢闯，野心勃勃。这样的两个民族现状要长时期和平相处，实际上很不现实。

那么，中美之间爆发一场相当规模的现代化战事是否有必要？应当说，这对于中国显得十分有必要，对于美国未必。中国在建国以后发生过大致四次国际性战事，朝鲜战争、与印度边境冲突、珍宝岛事件、对越南自卫反击战。朝鲜战争与对越战争算得上是大规模战事。朝鲜战争时有经历了抗日战争及国内战争的原班人马，由毛泽东亲自决策。对越反击战由邓小平亲自参与决策，杨得志、许世友等久经沙场的老将担任指挥。中国军队现如今的综合作战能力怎么样了？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郭伯雄、徐才厚等人把持军队，全军上下腐败横行，几乎软弱无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习近平遂行大规模军事变革，聚焦实战、胜战，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目标，作战体制和综合军事能力图新谋强。中国军队及其军事改革成果，现在需要实战检验。14亿国人需要看到军队有能力维护国家的尊严。中国军队只有把国旗插上阿里山，在南海、台海向美国亮剑，才能向全世界彰显自己的存在标识。也就是说，中国军队现已经具备战则必胜的确定性意志。正因为如此，战端开启，美国必败。

现在，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美爆发战事的现实可能性及双方胜负的全球性后果。中美要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首先取决于发生军事对决的必要前提是否确已存在。这个前提只有一个选项，就是双方付诸战争所能获取的最大利益是什么？美国的考虑因素不外有三：一、威慑；二、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三、阻止大陆武统台湾或者扶持台湾独立。前一者不足以付诸大规模军事行动，只有后二者才够得上两国间付诸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决断。此二者，一则均涉及中国领土主权，二则涉及美国能否在亚太立足，双方均不会有模糊立场。但是，就此二者而言，即便从最起码的军事能力分析，美国要阻扰大陆统一台湾或者颠覆中国南海主权地位的军事胜算，显然不存在。中国不是伊拉克，来者必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10月08日飞往东京，与日、澳及印度外长举行“四方会谈”，呼吁四方深化合作，保护人民和合作伙伴不受中共利用与胁迫，成为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区域影响力的壁垒。美国正在试图构建欧洲与亚太“双北约”在军事上挟制中国。

中美关系的相处之道，终归只有三个选项：中国通过不断深化国家治理方式的自我革命，全面激发每一个国民的创新创造能力，切实崛起、强大至于足以制衡美国使之不敢挑战，以长期对峙；或者，自身的社会治理方式、经贸发展、法律建制、科技能力、教育水平、军事作为，足以领先全球，让美国臣服；或者，跟随美国随之转动。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现实逻辑。

中国的切实崛起须有二个必要支撑：一、产生新一轮类似古希腊、古罗马与近代欧洲的哲学、法治、社会治理和福利体系那样相比于人类其它区域具有先进的思想和治理能力；二、建立起与欧洲、美国相抗衡的泛亚统一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应当在儒学文明的基础上内化古希腊、古罗马及近现代欧美哲学、法学、政治、宇宙物理学科的精髓，使东方文明脱胎换骨，且具有不竭的持续创新指引能力。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Geertz)曾这样表述：我们应当研究那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应当说，中国在以往文明历程中创造出了许多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地方性知识”，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任何时候不可能被其他文明所取代的根本原因。美国尽管在现如今的国与国比较中综合实力最强，但其作为一个人类文明载体本身，既未足够成熟也非足够健康，还不具有在全球共同文明进程上能够提供可持续、可复制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指引的坚实基础。美国人当自细细思量。

有分析指，拜登将会以较为非激进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以武断、粗鲁的方式继续与中国打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而可能是会通过加强与其盟友之间的合作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但是，中美关系无论未来如何走向，中国人必须首先依靠自身办好自己的事，这才是中国立足于世界与走向未来的根本。

（作者：北京智库学者、牛津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领导力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