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美国迷信美式资本主义和放任经济教条？顽症在于根深柢固的“美国例外主义”——指例外、独特、出类拔萃，“相信美国所有的历史道路，跟支配着其他国家的常规和法则不同。美国不仅是更大更强的国家，更是一个异例，它是自由的传承者，道德上比欧洲（以至全世界）优越”，必须在世界扮演领导角色。问题是，这样一股歌颂美国的力量，实质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令很多人沉醉在其价值观的优越感当中，既无法看清自身问题，也无法看清世界大局，就算隐约感觉国家出了问题，不是抱着马上否认的反射心态，就是受制于信仰教条，不敢打破框框大胆改革。

所以，中产的衰落无法挽救，美国甚至走上极端保护主义、否定多边主义的死胡同。至于变本加厉的种族矛盾，也同样源于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美国白人，长期不愿接受美国早就不再是个由白人占大多数的国家的事实，继而抗拒改革对非裔和拉丁裔的不公待遇和制度。

香港与美国惊人相似

乍听之下，美国和香港真有几分相似——同样高举“例外主义”，自视高人一等，渐渐不思进取，无法与时俱进；同样迷失“资本主义”，放任市场扭曲，无视中产萎缩，漠视贫富悬殊；同样面对“民粹主义”，深陷“否决政治”，社会二元对立，裂痕无从癒合。

正如《香港01》早已不厌其烦地指出，香港的深层矛盾和结构问题，根本源自殖民时期的“官商共治”格局，导致资源分配长期倾向既得利益，逐渐形成腐败扭曲的资本主义；直到回归之后，被“AO党”（政务官员）主导的特区政府，仍然囿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教条，迟迟未敢重整根深柢固的利益格局，令经济结构固化、产业发展单一、欠缺新增动力、向上流动停滞、贫富悬殊严重，使得普罗大众营营役役、焦虑不安。

偏偏，特区政府却坚持死守放任无度的自由经济——错误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未能摒弃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无法秉持客观批评放任无为的施政举措；错误定义政府的经济角色和作用，既未能大举制订推动经济转型的产业政策，也未能秉承分配正义，与普罗大众共享发展成果；错误理解香港与区域和全球发展的角色和关系，不但未能学会如何与周边经济保持良好竞合关系，反而继续闭门造车。

因此，即使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金融海啸，就算香港经济明显恶化、资产泡沫日渐突显、港人生活品质急速下降、资源冲突愈发紧张、市民怨气不断累积，甚至藉由政治问题持续爆发，但一众精英仍然未能预见香港已经徘徊于淘汰边缘，反而继续倾斜既得利益、继续迷信滴漏效应、继续巩固原教旨式的资本主义。

民主美国选举不公

不少人将香港自身的问题，归咎成中央政府迟迟未能推进民主政制。但反观美国，就算经过二百多年民主选举的洗礼，那些问题可曾迎刃而解？

公道点说，美国不是没有精英提倡改革资本主义。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不少满怀激情的年轻人都在反思金融资本霸权和市场垄断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甚至希望公共政策能够注入更多公平正义、关怀弱势、限制财富过度累积的元素。两度打算代表民主党出战总统大选、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参议员桑德斯，便是改革力量的代表人物，主张全面免除学债、扩大社会保障、完善医疗保险、征收大企重税。不过，尽管桑德斯备受年轻人欢迎，但传统精英却未能摆脱“路径依赖”，难以正视资本主义的缺陷。

所以，桑德斯未有获得民主党提名，美国人也未有获得改革社会的选择。如果说“有得拣，先至系老板”，那么，美国人可能比香港人更“无得拣”。

很少人愿意承认，自诩最古老、最优秀的美国民主选举制度其实几经筛选，而且毫不公平——先要经过初选、党代表大会，以及全民投票等程序，再由538名选举人组成的选举团根据全民普选结果进行投票，取得270张、即一半选举人票的候选人才能当选总统；其中“538”代表100个参议院议席、435个众议院议席，加上首都华盛顿特区特享的三张选举人票的总和，而选举人可以“叛变”，即不按照普选结果投票。

为什么说美国选举不公？因为选举人票的产生，由各州和华盛顿特区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选和“胜者全取”的原则取得，但50个州获分配的选举人票数量并不均等，取决于该州在参众两院所获得议席的总和——参议院按平均原则划分，每州获得两个议席，众议院则以人口比例分配，但为确保少数权益，人口再少的州份至少也会获分一席。

鲜有政客推动政改

因此，有4000万人居住的加州（California）合共拥有55张选举人票，而只有100万人的特拉华州（Delaware）州也有三张选举人票，但前者平均72.3万人才有一张票，后者则是33万人，明显不公。而且，“胜者全取”的原则也导致第三方候选人难以打破两党主导的局面，因为势单力弱的他们根本难以在任何一个州份取得最多票数，即无法取得任何一个州份的选举人票。更重要的是，获得最多普选票数的候选人，未必能够取得最多的选举人票，也就是说，总统未必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违反了“多数决原则”。

为何民主的美国，会制定一套并不民主的选举？无可否认，它本是美国避免分裂的基础，用以团结立国之初的邦联。1787年举行制宪会议期间，不少与会者反对“全民普选”，认为民众难以清楚认识候选人，亦担心善于煽动民众情绪的政客得以掌握过大权力，甚至造成暴民政治，所以决定采取“选举人团”制度，由各州议会自行制定各州选举人的产生方式，藉此间接反映各州民意、平衡各州权力，避免直选带来的潜在祸害。

然而，200多年过去，美国公民社会发展早已相当成熟，但人们却未能享有更加公平的选举待遇，因为鲜有政客敢于提倡甚至推动政制改革。一个赤裸裸的现实是，尽管它限制了选民选择，却强化了两党政治，令所有得以进入制度的从政者，必须继续巩固这套规矩。例如2016年大选时受惠于这套不公制度的特朗普，曾于2012年狠批“选举人票制度是民主制度的灾难”，但他自上任后却不敢修正所谓“民主灾难”。

但美国社会早就受不了这套选举机制。《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发出了疾呼——Farhad Manjoo在《我们不能再这样投票了》中，呼吁选民反思美国选举制度有多低效、不公、落后，导致总统大选可谓丑陋不堪、荒谬曲折到可能毁灭世界，尽管混乱、官僚、公然威胁恐吓等等本来就是当地选举的特色。Jesse Wegman也在《选举人团制度将毁掉美国》当中提及，“当今的选举人团制度运作情况尤为鲜明地提醒人们，我们的民主是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具有代表性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使用这样的东西。”

藉美国反思香港民主

今时今日，这套选举机制明显已经落后世界发展形势，无法适应二十一世纪重大的政治、经济、人口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在全球化时代当中好好平衡市场经济、种族文化多样性，以及民主政体等三种关系。

美国民主制度的失衡，正是表现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失衡。郑永年曾经举例指，大众民主的最直接表达是“一人一票”，而“一人一票”的最直接目的是“一人得一份（福利）”，但从“一人一票”到“一人一份”的转换需要条件，即在得到一份之前，需要先贡献一份，如果一人不能贡献一份，民主体制就不可持续—“一人一票”的民主之所以能够保证“一人一份”，源于政治人物必须这样做，否则就得不到选票，但是，“一人一票”却无法保证一人贡献一份。

在美国的精英民主时代，由于政治人物需要资本的推荐和支持，所以必须考虑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平衡，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人物的重要考量变成了选票，这使得他们急遽向选民倾斜，导致对资本不利，当资本发现形势不对，就会选择出走；全球化为资本创造了流动的机会，但政治和社会根本无法流动，这就形成了三者的失衡，摇来晃去。

可想而知，即使拜登胜选，美国可能获得喘息空间，但如果无法彻底修正资本主义、破除金权结构、改革公平选举，恐怕仍然难逃衰落的命运。当我们藉着大选投射对自由的追求和民主的期盼时，又怎能忽视以上种种深刻教训，而不反思香港自身的困境？须知道，如果我们无法自我“疗癒”，那么我们终将也会走向“妖魔化”的时代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