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时报社论

谁都没有想到，11月3日的美国总统大选，短兵相接到如此的程度；提前投票的人数至10月30日时已达8千4百万，就3亿3千万的全美总人口数而言，确实令人难以想像。但无论最后胜选的是谁，都必须弥合人民之间的政治伤口，而其中最重要的，则莫过于“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的民主重建工程。

一个富庶、民主的美国，曾经是几个世代以来，美国历任总统与人民所共同追求的梦想国度。21世纪的前20年，政治对立与种族冲突，其实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当在于社会最深层的贫穷问题。对于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这个问题，两位美国学者极清晰详尽的现实描述，可以具体呈现出“后疫情”时代的问题本质。

其一，在2014年着作《逃亡：一个美国城市的逃犯生活》（On the Run：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Goffman从居住在费城的非洲裔青年，以及居家所在周围地区的视角，探讨贫穷、少数族裔社区里面有过多的警察（over-policing），以及“黑穷青年”的拘留恐惧。本身是白人女性的社会学者，Goffman从自己刻意制造的“街头偶遇”开始，然后透过认识与结交，慢慢隐身溶入整个在地社区的社会空间，进而了解“剪不断，理还乱”的犯罪与社区、种族与文化、族群与警察的关系。

其二，针对类似的贫穷主题、但更宏观的扩及到“穷小孩”和“富小孩”的世代，在2015年《我们的孩子：陷于危机的美国梦》（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的专书，哈佛大学的社会科学家Putman探讨的是，两极化社会阶层的美国小朋友。他的研究角度是：家庭、父母工作与亲子教育、乃至于小孩居住的社区，以及其周边生活环境；而他在政策层面上的研究观察则是包括： 经济环境、愈来愈低的工资、以及变动很大的文化改变。

如果归结两个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的重大问题，这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在大选之年，全美新冠疫情肆虐之下，已经持续超过半年、具有高度政治意义与投票倾向的黑人平权运动，让共和党和民主党原本就竞争激烈的大选，更突显出前述的问题。

多元主义的美国总统制，以及国会两院的政府体制设计，曾几何时，出现如此重大的贫富悬殊问题。重要的是，就算知道问题的情势极其严峻，历任美国总统却还是提不出有效解决的因应对策。

对于既是社会问题，是经济问题，当然是政治问题，甚至也是种族问题的所谓“社会吸纳/融合”（social inclusion），学者Petri Koikkalainen强调的是四个层面：购买财货和劳务能量的“消费”；参与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活动的“生产”；涉入地方性决策或理性决策的“政治接触”；以及尝试整合家庭、朋友、社区的“社会互动”。

简言之，社会融合的关键字有三：参与（participation）、涉入（involvement）、以及整合（integration），而想要做到如此，需要的是民主决策过程当中，多元群体的吸纳。而所谓的“多元”，则包括种族/文化、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城市乡村、工作职业、宗教信仰，乃至于政策议题的不同态度立场（堕胎、同婚、拥有枪枝、地球暖化、封城/重启、口罩标志、多元性别认知）。而社会融合只是通往民主治理深化和所得分配改善的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但没有这把钥匙，不论谁当美国总统，都很难从政党对立与人民冲突的泥沼中，抽身而出。

此外，传统上，解决贫穷问题，达到“所得重分配”的政治目标，所必须采取“累进课税”的政策工具，在美国的现实政治世界，已经恐怕变成是一个不可能的政策任务。由于共和党从1980年雷根总统以来，减税政策措施，已经蔚为党的大政方针，并已经和民主党加税做出明显的选票区隔；而柯林顿（1992年到2000年）和奥巴马（2008年到2016年），两位民主党总统的执政期间，就算知道是选票支持之所在，却也无力改善逐渐恶化与贫穷相伴而生的社会阶级问题。

美国的政治学者Dahl，于1961年“谁统治（美国）？”（Who Governs？）的提问，在一个甲子之后的美国总统大选，因为疫情与经济的关系，种种在政治上的并发症，涌现而出，深不见底。因此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美国总统，选举过后任何的施政作为，在短期间，恐怕都是治丝益棼。然而就长期而言，回顾过去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韧性，在政治纷纷扰扰与经济起起伏伏之后，历史告诉世人，政府的能力和人民的智慧，或足以因应当代的政经与社会之钜变。而吸纳多元群体，重视不同意见，也将是大选后的美国，重振旗鼓的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