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

今年7月，南洋学会成立了以许振义博士为会长的第46届理事会。这是一个本地历史悠久的文史学术机构。

1940年一群在现《联合早报》前身——《星洲日报》编辑部供职的文化人，包括出版编辑姚楠、总编关楚璞、文艺副刊编辑郁达夫、史地与经济副刊编辑许云樵等人，在大坡大马路南天酒楼成立了“中国南洋学会”，并创刊《南洋学报》，以求“研究与发扬南洋文化学术”。就历史而言，《星洲日报》1939年创刊十周年庆时编辑《星洲十年》特刊，确实在很大程度推动了本地文史研究与力量的整合。

自成立始，此学会就力求中西兼顾，并尝试国际化。然此仍受大陆学风与视角影响，故主要以区域史地、生物、风土人情与史料考订为主，而东南亚华人史研究则犹未注目。加之旋即日寇南侵，只能迁址陪都，直至1947年方才回迁。

战后区域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新马华人的自我意识日渐加强，至1957年马来亚独立，次年遂因应时势而改名为“南洋学会”，成员名录也改由中英双语标注。此时在地化还有一个重大标志，即《南洋学报》的主编改由王赓武担任，作为东南亚本土学者的王氏，开始重视本地学人视角，华人华侨史研究因此勃兴。

1970年始至今，曾长期任职于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魏维贤与陈荣照担任会长期间，以南大与国大校友为核心的本地学人，积极参与南洋学会的活动之中，并加快了国际化步伐。在本地、中国大陆、港台同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中国中山大学、香港大学、美国加州大学等多家国际知名学术机构，成功举办了多次高规格学术研讨会，还出版了数十种研究专著。这不仅提高了南洋学会的海外影响力，也提升了本地学术的国际能见度。

今年的换届使一批本地年轻学者得以接棒，但他们面对的挑战也同样艰巨。首先，这么多年来作为非盈利机构的南洋学会，始终面临着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巨大限制，这严重降低了其开展研究计划与活动的有效性。

以本地待开展的学术活动为例，由于新加坡有着极为丰富的海外华人资料收藏，据不完全统计，本地15家较具规模的机构中所收藏的华人资料，至少超过5万余册，这还不包括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国立图书馆、国大、南大与报业控股集团所收藏的大量档案、报刊资料或缩微胶卷等。

各民间社团机构、华校甚至个人，都还有数量极为可观的收藏，所有这些材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更需要有组织的规划与机构参与。这些研究或也有必要突破新加坡的本土地理定位，而要求南洋各地与大中华地区学术机构的携手。

南洋学会亦须要对旧有重要出版物进行整理再版，因此新一届理事就决定先开展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并开始调查新加坡待刊文史资料的具体情况，希望在此项工作开展之际，也能够得到广大本地文史工作者的帮助，与社会各界的踊跃支持。

新加坡是一个迅速变动的社会，与动辄数千年悠久文化的国家不同，一方面我们缺乏深厚的文化积淀，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又在迅速流失之中。记得前几天我与林纬毅博士谈到，本地的藏书人在去世前，只能将大量书籍远送马来西亚。据南方学院的朋友提到，他们近些年来所接受的新加坡人的个人赠书就有一两万册，同样情况在其他马国院校与机构中也有大量存在。

这些远赴马国的文化遗产捐赠人，就包括本地著名学者与文化人李炯才、王赓武、王慷鼎、程茂德等。而南洋学会的数万册藏书，当年也曾四处找寻落脚地多年，最后才由佛教居士林收藏了下来。因此痛定思痛，我们也同样须要投入人力物力，来保住新加坡上一代人的宝贵文化积蓄，不能在华语文化断层的同时，也在民间藏书上继续失血。

南洋学会的创立，也因受到了他国研究机构的刺激。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时任“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副会长的许云樵，就痛感西方投重金以研究东南亚，而华人学者却苦无研究平台。

时至今日，南洋学会80年来一路艰辛，自创办初期就主要由姚楠等四处奔走筹措经费，学报出版等皆由个人出资。如今这个学会在财力上依然主要由李氏基金等给予的无私资助，但它还是苦撑了整整80个春夏秋冬。除了前面提到的诸位高贤，另像黄曼士、连士升、饶宗颐、郭振羽、陈荣照这些响亮的名字，则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些后人砥砺前行。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