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北看记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第三季度实现了经济增速“负转正”的华丽转身。本周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7月到9月中国经济增长了4.9%，带动前三季度同比增长0.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预测，中国将是今年唯一取得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更重要的是，多次被质疑为不准确的中国官方数据，这次得到不少国际分析机构投下的信任票。分析人士研究了数据，认为中国拥挤的马路、黄金周熙熙攘攘的人群所投射的复苏景象，不是假的。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回暖的领域在加宽，复苏迹象从投资、出口，扩展到消费与服务业。这些数字，正暗暗地给予西方世界无声的心理冲击。

毕竟，与中国的“转身”形成对比，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作为西方民主与资本主义制度与精神代表的美国正陷入第三波疫情，更黑暗的时刻还在眼前，而中国却已突破重围，率先复苏。这除了要归功于中国官民抗疫得力，也有赖于中国经济的内在韧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就连续讨论一个新词汇：“习近平经济学”（Xinomics）。

西方舆论将人名+经济学的英语拼音组合，来指称政治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已行之有年。从早年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到近年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并非每个“名人经济学”都能走到最后并被证明成功，但这种命名法让人印象深刻，在一定程度上，能被称做“某某经济学”，也说明该政策有着内在逻辑和完整性。

“习近平经济学”的特征是什么？“安倍经济学”有“三支箭”，《经济学人》也对“习近平经济学”归纳出三大元素。

首先是对经济周期和债务的紧控制。西方媒体用经济概念来解析的中国政策，很符合国际阅听人的接受习惯。如果查询中共文件，那就要叫打好决胜小康“三大攻坚战”，其中首要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而金融风险又是其中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

“三大攻坚战”在2017年写入了中共十九大报告，而在此前，习近平在2012年接任中共总书记不久后就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强调“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都是在管控经济周期和债务，缓解2008年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大规模刺激经济所遗留的问题。曾经一度，中国的债务风险让经济学界相当担忧，经过几年努力，这个风险已有所缓解。

“习近平经济学”的第二个元素是提升政府行政效率，改善营商环境，使商业规则更透明、更讲法治，有利于创业。中共近年雷厉风行的反腐运动，也起到辅助作用。

这套“中国式经济学”里最具争议，并且冲击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定义的是第三个元素：国有企业与民企运作区别的模糊化。一方面，中国国企的行为变得更像民企，国企经营更尊重市场规律，也更积极进入原先由民企主导的市场竞争性领域，可能对民企形成挤占效应。另一方面，民企被要求加强党的领导，民企与外企都被要求建立中共党组织，一些党员人数多的外企还成立了党委。

《人民日报》宣传过一个案例：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党委参与决策前置程序，并否定了美方总经理提名的部门经理人选，原因是党委在360度评估后认为该人选“领导力不强、大局意识不足”。这个例子不确定有多大普遍性，但它反映出党融入企业运作的例子。

中共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在庞大、具有多层次的中国经济里，至少形成了这样一个层次。这个模式到底是市场经济？还是被西方国家诟病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是否该享有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民企科技巨头是否应该被视为是中共党政机器的一部分？这都是上述现实引发的争议，也是当前中国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根源之一。

中国的官方与企业要调和市场与政治的不同需求，里头涉及许多的不自然、矛盾与妥协。不过，也是这套机理让中国经济企稳与增长，还顶过了美国启动的贸易战，因而中国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套政治与经济治理方式。由此推想，中美摩擦将长期持续，但也正因为如此，双方又将被迫相互调整，只要彼此都能避免“颠覆性错误”，中国还有许多方面须要调整，美国也将务实地撇开意识形态的眼光，理性回应这套“经济学”带来的很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