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清波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党团提出“请求美国协助抵抗中共”和“台美复交”两个提案，获得无异议通过。对此，中国大陆媒体刊登舆论名人胡锡进的言论称，未来的两岸和平和国家统一是指望不上他们了。“我们决不可再抱幻想，唯有充分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要随时能够给‘台独’以决定性的惩罚”云云。

当前，海峡两岸关系跌进新的谷底。由于台湾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全面倒向美国、对抗中国大陆，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在派遣高官访台、售台武器等方面频频突破美对华公报承诺，使得中国大陆民间和舆论不乏焦虑，认为大陆要做好“武统”准备的声音明显增加。

与此同时，台湾前总统李登辉10月7日安葬，为此，全台湾公务机关下半旗一天，蔡英文率一众文武官员陪礼迎灵。李登辉生前公然宣称自己曾经是日本人，主张钓鱼岛等属于日本领土，死后却依然享尽台湾当局和朝野政党所给予的“哀荣”。

也与此同时，台湾艺人欧阳娜娜在中国大陆央视国庆晚会上献唱《我的祖国》，不仅民进党当局扬言“调查”“法办”，台湾舆论更是不乏口诛笔伐，甚至连欧阳娜娜的姐姐也惨遭岛内网民谩骂。蔡英文当初竞选时宣称的“不会让任何一个人为自己的认同道歉”一语落空，更显示眼下台湾“仇中”“抗中”甚至搞起了“株连”。

上述现象，凸显目前的台湾社会，对“亲日”“媚日”的言行不以为意，存在很大的包容度，而对所谓“亲中”“和中”的人却视若寇仇，充满民粹敌意。看在大陆民众的眼中，简直是匪夷所思。两岸明明同文同种，而日本军国主义曾经殖民台湾，为何许多台湾人却依然亲近日本，而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种现象，更会使得一些大陆民众对台湾民意倍感失望，从而认同胡锡进的“武卫”言论。

作为长期关注台湾局势的学者，近日，笔者恰好观看了台湾电影《世界第一麦方》，讲述的是台湾面包师吴宝春的故事。管中窥豹，这部电影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台湾部分民众为何“亲日”而“仇中”之惑。

吴宝春曾经荣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首届世界杯面包大师赛（Les Masters de la Boulangerie）冠军，台媒称他为“台湾之光”。然而，他也曾经遭遇过和欧阳娜娜相似的困境。2016年，台湾亲绿媒体把他所说“我不会把眼光只看到中国”扭曲为“我饿死也不会到大陆”。因此，2018年，“吴宝春麦坊”于上海开业试运营，网民质疑其赞同“台独”。为此，吴宝春发声明说，“身为中国人，是我的骄傲。”　

尽管吴宝春公开承认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但是，在《世界第一麦方》这部以他为原型的台湾电影里，却让人感到了浓浓的“日本味”。比如，剧中反映，吴宝春的面包技艺之所以能突飞猛进，是因为他曾经去日本进修；剧中一些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节，也更像是“日本式”的，如吴宝春和同行见面之间的深鞠躬等；甚至整部影片的画面等叙事风格，也能看到日本电影的深刻影响。

可以看到，相比起中国大陆，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有着三个途径：一个是文明上的，就是日本的物质文明、科技文明等让台湾人乐于学习，如吴春宝专门去日本学面包技术。一个是文化上的，日本曾经的殖民，使得许多的日式生活理念、方式等文化因子已深深殖入台湾社会，且战后仍对台湾持续渗透；而由于中日在传统文化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源性，又使得这些实质是日本文化的东西，容易被当成是中华文化，但它们对一些台湾民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是日本化的。例如，深鞠躬作为社交礼仪，在中国大陆实际已不采用，因此它实质是对日本礼仪的认同。

还有一个是文学上的，这里的“文学”是一个泛化的概念，指的是包括电影语言在内的各种表达方式。日本作为先发达的国家，其音乐、电影、小说等流行文化曾经长期引领亚洲风骚，其表达方式也更容易为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台湾社会所接受。

以《世界第一麦方》这样的台湾电影为例，小人物的日常叙事，细腻的个体生活刻画和情感表达，对个人奋斗和成功的强调等等，这都与中国大陆惯常使用的国家集体等宏大叙事的语言迥然不同，也更容易引起“小确信”情绪泛滥的台湾社会共鸣。

从根本上来讲，当前一些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民众对中国大陆的疏离，与日本殖民台湾以来一个多世纪的两岸区隔，更与李登辉当政以来已经持续近三分之一个世纪的“去中国化”文化与教育切割密不可分，是政治操弄和政客诱导的结果。但是，如果要在文明、文化、文学等方面影响台湾，中国大陆也确实还有诸多须要提升和改进的地方。

应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力的上升，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文明、文化、文学影响实质都是增强的。由最开始对港台流行文化的追慕，到现在大陆影视剧、节目等反过来风行台湾，乃至蔡英文当局要不惜搞“思想审查”、封杀大陆视频软件爱奇艺等产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中国大陆仍然处于“将强未强”之时，军事等硬实力已有长足进步，然而在文明程度、文化软实力和文学表达水平等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相比起“武卫”来说，“文治”即文明、文化、文学的联络和沟通，显然更有利于两岸民众的心理融合，有利于两岸社会的根本长远利益。所以，大陆的“胡锡进们”与其高呼“唯有充分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不如在如何提升大陆对台的文明、文化、文学影响力方面多动脑筋、出谋献策。

“充分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绝对不是当前大陆对台政策的“唯有”之道，这方面的“胡锡进式”言论，可能反而对大陆的文明、文化、文学影响力造成损害。它于“武卫”无益，因为兵者国之重器，不能轻易喊打喊杀；却于“文治”有损，因为它不细究根源，却助长两岸民粹对立。

如果说，李登辉那一代台湾人之所以会自认曾经以日本为“祖国”，是因为他们成长在日本殖民文化之下，当代台湾人对大陆的疏离和切割，则表明中国大陆在台湾的文明、文化、文学之“光复”并未真正完成。

针对特朗普当局和“台独”政客的可能挑衅，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固然需要，但大陆更应该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加快提升自己的文明程度、文化实力和文学表达水平，以争取台湾社会的向往。

当前，尤其应该找到大陆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等理念，与台湾民众价值观之契合点，加强沟通与交流，这样，当李登辉已经入土之后，“欧阳娜娜”才会真正多起来，才会更加得到台湾民众的理解与认同。

作者是中国时事评论人

台海关系和舆情研究工作者

相比起“武卫”来说，“文治”即文明、文化、文学的联络和沟通，显然更有利于两岸民众的心理融合，有利于两岸社会的根本长远利益。所以，大陆的“胡锡进们”与其高呼“唯有充分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不如在如何提升大陆对台的文明、文化、文学影响力方面多动脑筋、出谋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