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奥尼尔：中西关系缓和的背后逻辑

尽管在2019冠病疫情期间，西方对中国的担忧有所缓解，但激发其对中国态度的恐惧并未消失，而且随时可能重现。

鉴于中国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这种紧张关系对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令人烦恼的两难境地。另一个主要经济强国——美国，未能有效应对当前危机，这无疑无助于改善这种局势。

由于我的专业背景，我通常以宏观经济学家的身份，首先处理中美关系等问题。但作为英国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主席，我对这个问题有着更细致的看法，认为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层面，还要考虑到安全、外交、文化和其他因素。

为此，采用更广泛的“优化框架”（optimization framework）来理解和处理中西方关系，似乎才是合理的做法。我不是想把事情简单化，如果中国所代表的经济机会，可以用未知数X来表示，那么那些因为中国违规了——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出于感觉，而准备和它对抗的西方领导人，就须要根据这一基准来衡量这样做的潜在成本。

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我怀疑这在英国和欧洲政府近年来对中国的态度中，已经有所体现。但在遵循这一框架的过程中，决策者须要问自己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在推动中国实现预期的政策变化方面，强有力的经济参与，是否比强硬的对抗更有效？

我们须要以开放的心态回答这些问题。本月，在中国半年一次的黄金周假期期间，许多中国人似乎在国内各地旅行，却并没有引发另一波冠病疫情。然而，当我向其他西方人指出这点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质疑这些传闻的证据，并拒绝接受中国数据的可信性。即使他们声称证据也许是可靠的，但他们也说，鉴于中国当局对中国人民的控制程度，他们并不感到惊讶。

如果只有中国和其他威权国家，在今年阻止了第二波严重的冠病疫情，我将更加赞同这一观点。但在日本和韩国等地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这表明我们最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证据。

很快，我们将获得中国第三季实际（经通胀调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数据。许多分析师预计，在第二季预期增长率为2.6%的基础上，第三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将加快至5%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正在经历典型的“V型”复苏，这将使其有望在2021年实现8%的增长。

当然，这些只是预测。正如2020年所显示的那样，任何不可预见的发展，都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但是，如果目前的增长数据是相当准确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名义GDP（2019年为14.1万亿美元），将在下一个10年的晚些时候或之后不久赶超美国（21.4万亿美元）。

此外，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仅在明年，中国就将为全球GDP额外贡献1.5万亿美元，而中国消费者将贡献其中的近40%。相比之下，1.5万亿美元超过了除排名前15位经济体以外的所有国家的GDP。中国实际上将在一年的时间里，创造出另一个澳大利亚或西班牙。考虑到消费支出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中国所提供的经济机遇的规模，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以上谈的是宏观经济问题，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他问题。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新疆。它在香港的镇压行动和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加剧了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中国也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对其他国家发挥影响力。中国政府坚持，即使是私人企业也要服从党的路线，这让与中国打交道的西方企业和政府产生了深重的疑虑。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它们将我们带回到优化框架所提出的问题上。那些主张与中国进行更多对抗的人，必须权衡他们的做法，是否能如愿以偿地取得成功，是否能遏制中国的增长，以及是否会减少西方的经济机会。如果所有这些结果都得到证实，西方领导人可能会认为这一战略是值得的。但是，如果有合理的可能性中国的增长会继续下去，而西方的机会却在减少，则对抗政策绝对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另一个国家的标准和做法大肆评论，可能是一种宣泄，但有大量的历史证据显示，一个国家的公民会倾向于重视经济发展机会，而不是其他大多数问题。这条公理既适用于美国、英国和欧洲，也适用于中国。

此外，即使一个国家的领导层在考虑了潜在成本后，依然倾向于采取对抗的做法，它通过与其他国家政府合作并进行积极接触，而不是采取“零和”的边缘政策，成功概率也会大得多。外交和其他微妙的接触形式，肯定会比双方剑拔弩张和贸易战，更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标准。

如果美国总统选举后白宫换了主人，我们希望这能为二十国集团（G20）更新战后国际秩序的努力起个头，并让各国政府重回谈判桌。所有人都能为打造一个更加繁荣和包容的未来出一分力。

那些主张与中国进行更多对抗的人，必须权衡他们的做法，是否能如愿以偿地取得成功，是否能遏制中国的增长，以及是否会减少西方的经济机会。如果所有这些结果都得到证实，西方领导人可能会认为这一战略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