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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艺人欧阳娜娜，9月30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庆特别节目中，与来自陆、港、澳的六名艺人合唱《我的祖国》，这在台湾引发巨大争议。绿营人士猛烈攻击，蓝营中也有批评声音。不过，这首歌因此一时间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

《我的祖国》是中国影片《上甘岭》插曲，属于爱国主义歌曲。上甘岭战役是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中一次非常激烈的战役，该影片取材于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我的祖国》歌词中并没有明确的“反美语汇”，像《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中的“美帝野心狼”之类。若认真分析《我的祖国》歌词，其实应将它视为“非典型红歌”。

典型的红歌有哪些？首先是歌颂领袖人物的，比如《东方红》歌词首段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而《春天的故事》中“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则是赞颂邓小平的（与深圳经济特区创办有关）。

有的红色歌曲讴歌共产党，包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原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等。也有红歌赞颂社会主义制度，比如“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在官方宣传中，人民地位高；但在现实中，人民地位是否高，还是有疑问的。人民地位，仅靠唱是唱不高的。

赞颂英雄烈士（真实或虚拟的）、模范人物等也是一些红歌的主题。与抗美援朝有关的《英雄赞歌》（电影《英雄儿女》插曲）中有：“英雄猛跳出战壕，一道电光裂长空”“两脚熊熊趟烈火，浑身闪闪披彩虹”。这类歌还包括《学习雷锋好榜样》等——雷锋是中共着力塑造并赋予特定政治含义的人物。

一些红歌中有“红色符号”和“红色标志”（广义而言，包括前述雷锋等），比如《歌唱祖国》中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又如《红星歌》中的“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不过，在10年内战时期（1927年-1937年），并不是所有人见了红星都“暖胸怀”的。另外，在毛泽东时代，天安门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那时也出现《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样的红色儿童歌曲。

还有的红歌宣扬阶级仇恨，比如《唱支山歌给党听》：“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在这样的旧社会，要么“被抽”，要么“抽人”；或者作“铁砧”，或者变“铁锤”，而革命则使“铁砧”变成“铁锤”。但要指出的是，1949年前的社会相当复杂，并非尽如歌中所唱。

而《我的祖国》这首歌，既未歌颂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又未讴歌英雄烈士或模范人物，也未出现特定“红色符号”或“红色标志”，且未煽动阶级仇恨，甚至未直接宣传反美反帝，因此可以看作“非典型红歌”，属于“弱意识形态化”的歌曲。

歌词开头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其实，“一条大河”“风吹稻花”“艄公的号子”“船上的白帆”等，自古以来即如此，并非在共产党统治下独有的景象。这样的祖国，固然可指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祖国》创作于1956年），也可理解为历史悠久的中国。

不同人看见类似景色，会有不同（甚至差别很大）的感想。比如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开篇的一首词中有：“滚滚长江东逝水”“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词作者想到的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而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从“大江东去”“江山如画”，写到“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看到如画江山，固然可以歌唱美丽的祖国，也可慨叹世事沧桑、人生如梦。古人大多不会过于政治化，包括多年宦海沉浮的苏轼。

作者是历史学博士

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