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天下

进入2020年后，突如其来的巨大疫情，加上贸易战、经济脱钩、高科技领域对抗、地缘政治竞争的折磨，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作为东亚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力量的亚细安似乎已被淡忘。

9月上旬，在中美围绕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冲突激增的背景下，年度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召开，亚细安和东南亚再次成为关注点。由于中国与亚细安部分国家在海上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中美两个大国的亚细安外交，常常被描述为通过拉拢、分化亚细安成员国，来达到大国博弈的战略目的。

中美在会议上针锋相对，而亚细安国家都不愿意选边站。越南外长说不想卷入大国竞争，泰国说要将对立变成合作的框架。但与此同时，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外长和美国国务卿都表示，支持亚细安团结和在地区合作中的作用。

当然有人会说这仅仅是外交辞令，小国从来就是大国争夺的后花园，但笔者认为，以这种旧式国际关系中的势力范围观点来看待亚细安，是有悖于时代的。一个团结的亚细安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战略利益；而一个分散和弱化的亚细安，将会给本地区带来巨大的战略不确定。

地区战略稳定的根本来源

首先，亚细安是发展中国家所组成的地区组织中，最为成功的案例，也是世界上继欧盟之后，最成功的地区一体化案例，这是整个亚洲的地区政治资产。

亚细安从1967年成立后，50多年历史中有两大成就。第一是亚细安的对内成就，即成立后其成员国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保持了地区和平稳定。第二是亚细安的对外成就，即在保持自身独立性与域外大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还成功地将中美日印等大国，引入以亚细安为中心的各种多边合作框架中。这常常被形象地比喻为“小马拉大车”的地区主义。

笔者曾经在10年前出版的专著《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中指出，在一个普遍被认为是大国、强者主宰世界的逻辑所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亚细安“弱者的逻辑”的胜利，不能不说是奇迹。

第二，中国和美国与亚细安关系的开启，是建立在亚细安在多边主义中成功的理念和实践基础上的。对于中国来说，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和国际格局的限制，除了联合国外的多边外交的经验很有限，对于地区组织，常常认为是被超级大国控制而保持戒心。

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正是通过参加亚细安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地区外交的过程，开始重新认识多边主义的。同样，美国在东亚外交中一直倚重以双边同盟为基础的双边主义，而在地区多边主义上却经验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多边主义地区外交中，亚细安是中国和美国的老师。

第三，一个团结、稳定和繁荣的亚细安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一个碎片化的东南亚，将会大大恶化亚洲东南部战略环境。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很多都是多民族国家，不少领土问题没有解决。尽管现在有分析担心，亚细安作为整体，可能会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集体对中国发难，但是这种看法在战略上是短视的，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策上是误导的。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没有亚细安，东南亚目前还是一盘散沙的状态的话，这个地区将会变得比现在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越南战争和柬埔寨危机，从地区结构上来看，就是因为东南亚地区碎片化的结果；而五个创始成员国之所以在越战高潮的1967年组建亚细安，根本动力也是要通过实现地区团结和自主，避免陷入越南战争的厄运中。

第四，亚细安的良性同伴压力，带来了冷战后成员国的自主扩容，进一步扩大了东南亚地区战略自主，并深化了经济合作的质量。冷战中，陆地东南亚战火纷飞生灵涂炭，而以海上东南亚国家为主的亚细安创始成员国，则保持了内部稳定和经济发展，并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成被称为四小龙和四小虎新工业国家的代表。

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正向关系的巨大吸引力，对饱经战乱和贫穷之苦的陆地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同伴压力。这种压力也成为他们想要加入亚细安的巨大动力。

1995年越南，1997年缅甸和老挝，1999年柬埔寨先后加入亚细安，这不仅在地理上实现了亚细安的完整性，而且亚细安长期形成的多边主义理念，对这些国家的外交也产生质的影响。通过地区多边主义而不是依靠外部力量，或者自身封闭获得安全的新理念，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成员对于安全的传统思维。

一个扩容后的稳定和发展的亚细安，对于中国来说，主要意味着南部战略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正因为政治战略上的确定性，中国与亚细安经济关系进一步紧密，今年上半年亚细安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战略自主才能赢得尊重

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外交界，都默认由弱小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基本上没有意义。阿拉伯联盟常常被作为经典案例来支撑这种观点。

阿拉伯联盟除了在反对以色列上可以找到共同点，让这些国家能够建立临时性联盟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粘合剂。当这个目标实现不了时，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新仇旧恨，让他们很快陷入地区性内战状态，结果只能是各自寻找超级大国作为联盟对象，来重建地区内的力量平衡。

究竟作为国际政治弱者的中小国家建立地区组织，真的在国际关系中是无足轻重，无所作为的“空摆设”吗？

从亚细安的案例来看，中小国家可以发挥重要的特殊作用。国际关系中很多的设想如果是由大国提出，很容易被看成是该大国为了实现扩大势力范围，强化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手段。这种怀疑反过来又会抑制大国知识创新。

相比之下，中小国家本身不会对大国构成威胁，正因为他们的弱小，经济高度对外开放，自然不想在大国之间选边。它们希望通过建立和维护一个开放公正的国际环境，来实现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国家利益，很自然就会不断地思考，如何才能够实现上述原则。

例如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热潮，最早就是亚细安国家推动起来的。21世纪初的亚细安与中国，新加坡与日本的FTA，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亚地区两大经济体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再比如，TPP这个构想最早则是新加坡、文莱等四个小国提出来的，现在已经发展成为11个国家参加的大型自贸协定。东南亚无核区也是一种战略自主的重要表现。

还有一种观点是，亚细安国家可以通过中美等大国之间的矛盾渔翁得利。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想法，因为这种收益在短期来看可能是有效的，然而从长期来说将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这会让亚细安国家不思进取，而依靠短期的结构红利来生存，丧失本身的竞争力和活力；另一方面这种投机的姿态将会失去大国的尊重。

因此，无论是中美可以通过分化和弱化亚细安为本身的战略利益服务，或者亚细安可以利用中美对抗的结构渔翁得利的观点，都是极其错误，必须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加以批判。

对亚细安自身来说，必须尽快脱离过去的受援国心理。长期以来，东南亚地区自我认知是东亚经济中的弱小经济体，需要大国的援助。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亚细安的老成员国都已经发展成为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经济体。

亚细安自身也可以考虑创设一个发展基金。而且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亚细安国家在如何管控全球化的弊端，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的好处上是比较成功的，值得其他地区借鉴，甚至值得发达国家借鉴。在亚细安国家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极端民粹政治出现，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亚细安国家也处于转型中，李光耀、马哈迪、苏哈多等建国一代的领导人离开政治舞台，新一代领导人对于亚细安的重要性的理解程度，可能会随着时代而变化，特别是当全球化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花更多精力去处理国内问题的时候。同时，没有冷战时代那样严酷的国际结构性压力，很自然会产生每年那么密集的多边地区性会议是否有意义的疑问。

中美两个大国的持续参与和支持亚细安主导的地区合作，对于振奋亚细安领导人的主人翁精神，以及鉴定他们对于多边主义的信念，作用很大。换句话说，亚细安和中美需要相互激励，相互打气，坚定对多边主义信念。

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亚细安，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本地区整体利益。这个认识必须得到广泛和持续的认同和坚持，始终不能动摇。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正是通过参加亚细安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地区外交的过程，开始重新认识多边主义的。同样，美国在东亚外交中一直倚重以双边同盟为基础的双边主义，而在地区多边主义上却经验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多边主义地区外交中，亚细安是中国和美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