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

5月，中国中央领导人宣布“将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形成一种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自那以后“双循环”就成为海内外热烈讨论的议题。

上述声明，是否预示着中国在增长模式或发展战略上的根本转变？引入这一新概念的目的是什么，它又将带来哪些政策变化？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得简要回顾一下中国自1970年代末所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在那时候，遏制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障碍是外汇储备短缺，而政策制定者则面临着一种类似“第22条军规”的困境：没有外汇储备，中国就无法迅速启动出口，但如果没有足量的出口增长，又无法赚取和累积最基本的外汇储备。

所幸原厂委托制造（OEM）在1970年代兴起，这种代工模式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打破僵局的机会之窗。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OEM生产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蓬勃发展。尽管外汇储备捉襟见肘，但中国的OEM企业，得以进口和加工由外国企业外包的各类零部件；而这些由中国企业贡献了附加值的完成品，随后会被拿到国际市场上出售。

这种加工贸易，使得中国得以在充沛且低成本的熟练劳动力方面发挥比较优势，并因此逐步建立了一个进口中间产品加工后再出口的反馈循环。在每一轮循环中，中国企业都能够积累更多的外汇储备，而储备的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更多中间产品的进口、加工和出口。

通过这个良性进出口循环，中国积累外汇储备的速度不断加快，而中国给予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所吸引的大量资本流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1988年，中国学者王健创造了“国际大循环”一词，来描述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该战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1981年时，中国的出口和进口额分别只有225亿美元和217亿美元。到2013年时，中国的贸易总额已近4.2万亿美元，位列世界头号贸易国。在这3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世界第17位（仅次于荷兰），跃升至第二位（于2010年超越日本）。

但是，当一个经济体增长超过某个节点时，出口促进战略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在国际大循环模式下扩张了40年的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小经济体，其出口导向对全球的影响也不再微不足道。事实上，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采购的任何产品都有涨价趋势，而其所有产品的售价却一路走低。

更糟糕的是，中国势不可挡的出口导向，已经激起了各进口国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抵制行动（无论是否合理）。中国持续保持的贸易和资本账户盈余，已转化为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其规模在2014年达到3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确保流动性所需的数额。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尽管中国的净外国资产超过2万亿美元，但其投资收入逆差已持续了10多年。这显示，中国的跨期和跨境资源配置存在严重问题。

中国政府早就知道，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引发了种种新问题。在2006年初发布的中国“十一五”规划中，政府明确指出：“中国的增长应基于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经济增长的动力应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转向消费和投资的平衡增长，以及内需和外需的平衡增长。”

但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其实在这个时间之前就已开始，其贸易和出口占GDP的比重，都在2006年分别达到65%和36%的顶峰就是明证。2008年至2018年，净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从10%下降至1%。自2009年以来，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几乎每年都是负数。

从这些趋势来看，“双循环”这个新概念的引入，显然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模式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国都不会背弃世界其他地区。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的“脱钩”和制裁政策让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加倍努力将经济增长与国内需求联系起来，并支持国内创新，以确保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稳固地位。这一紧迫事务或许有助于解释中国领导人为何会开始强调双循环。因为无论外界给中国贴上什么标签，中国都将凭借其14亿人口的庞大国内市场和发达的制造能力生存下来。

作者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曾于2004年至2006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英文原题：Decoding China's“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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