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港澳突搜

上周四（1日）是中国国庆日及中秋节。上任已经九个月的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当天出席官方国庆活动后，在没有通知传媒的情况下，突然到港岛和九龙区分别探访了一位长者和一位劏房失业男。事件经香港中联办网站披露后，立即引起社会上一股热议。

以一众建制派网媒如“思考香港”和“橙新闻”为例，当天是香港公众假期，上班的编采人员基本上不多，但仍然一口气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称赞骆惠宁探访基层，流露出中央政府对香港基层民生事务的关心。

经常在港媒代中联办解说政策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昨天也“接力”在报章撰文，声称骆惠宁这次落区（下基层）探访带出了三方面的重要信息，表明中央在推进落实国安法的同时，高度重视香港的经济民生，大力支持特区政府恢复经济纾解民困云云。

平心而论，以往的香港中联办主任偶尔也会到地区考察，外界无须对此过度解读；例如，现任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早些年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的五年期间，也有落区探访长者、走访公共屋邨，了解民情，但之后并没有相关的重大政策出台。

不过，骆惠宁毕竟是香港回归后首位曾具省级政府工作经验的中联办“一哥”，在反修例风波后临危受命上任。这次他到地区探访基层市民，某程度上确实隐含一定的政治符号意义。

比方说，建制派媒体的文章都巧合地特别提到骆惠宁探访劏房户，对此解读为是北京“曲线敦促港府解决香港人住房问题”。这个信息若属实，其意义将会十分重大。

在香港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知道劏房这个当地独有的产物。“劏”为粤语，意为剖开，如“劏猪”就是将猪宰杀后割开肚腔。“劏房”即是将原本的住宅单位分割成数个更小的单位，出租给低收入的人士居住。

一直以来，香港房屋供应持续短缺，导致私人住宅租金高居不下，不少基层市民只能租住面积细小的劏房。香港统计处2018年出版的一份报告显示，有近21万港人住在劏房，每月收入中位数为1.35万港元（约2369新元），远低于全港家庭住户中位数2.5万元。

骆惠宁这次探访的一位失业中年汉——徐天民，就是典型例子。他住的深水埗，是香港劏房住户最多的地区之一。徐天民目前失业，偶打临时工，租住的劏房面积不足8平方米，妻女不得已只好回到原籍湖南生活。

对包括徐天民在内的逾20万名劏房租客来说，劏房的生活并不好受，除了房间没有通风窗户，也要与其他住户共用一个洗手间或厨房等设施，居住环境恶劣。

更甚的是，劏房不仅居住环境欠佳，住户由于缺乏足够的活动空间，也很容易产生抑郁等负面情绪。有机构早前公布一项调查就发现，超过45%劏房户表示，曾因压力过大而出现失眠及向家人发泄等情况。

香港今年初暴发冠病疫情，严重打击经济，居于劏房的基层市民多从事服务或零售行业，面临失业、就业不足等问题，生活进一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在上个月下旬访问了439位劏房、板间房及笼屋居民。结果发现，9月份劏房每英尺租金中位数为37.5港元，竟然较九龙区逾千英尺豪宅的尺租高，反映劏房租户的经济负担沉重。

鉴于疫情对基层带来巨大压力，港府在今年7月为包括住在劏房的低收入市民提供一次性4500港元的现金津贴。但另一个非政府组织“关注基层住屋联席”昨天公布的调查却发现，基层其实并没有太大受惠。

该组织9月以网上问卷访问约300名劏房户，当中29%受访者表示租金占其开支四成，显示单次性津贴只能暂时甚至未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可以说，近年大部分港人都深受住屋问题之苦，劏房问题更困扰了许多基层市民。反修例风波至今逾一年仍未平息，社会继续动荡不已，个中原因错综复杂，但长期累积的住房问题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

近年港府已经推出不少政策，包括推行过渡性房屋计划，为久候公营房屋的基层户纾困。但相关举措毕竟只是临时性质，未能有效满足基层港人庞大的住屋需求。港府下周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将止暴制乱和防疫抗疫两大议题放在头位，同时能否也着手改善包括劏房在内的住房问题，还市民一个有尊严的居所，也是很多港人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