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社论

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毛额（GDP）从第1季衰退6.8%，大幅反弹至第2季正成长3.2%，进而带动陆股走扬的情形看来，中国经济自低点迅速反弹的态势确实优于全球。

之所以有此表现，疫情快速受控，以及政府推出强力的财政与货币宽松政策乃是重要因素。例如复工复产带动工业生产与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率先反弹，政府基础建设支出提供固定资产投资支撑力量，宽松的货币环境则让房地产业逆势走扬，房地产价量齐扬，共同支撑第2季中国经济成长表现。

疫情也让中国在美中贸易战笼罩下，得到些许喘息空间。由于疫情使全球的交通运输、终端需求及现金流都受到重大冲击，让跨国企业更在意成本的控管，遂在综合考量中国现有的劳动技术、成本及基础设施状况后，大幅放缓将供应链移出中国的步伐。再者，从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实质有效汇率指数（REER）可发现，自2018年7月6日美国对中国首次加征关税至今年8月底，中国REER由124.53点小降至122.77点，显示即便美中贸易战至今经历数轮关税加征，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仍在，加以中国为防疫与医疗相关产品生产大国，使其出口出现逆势上行。

不过，要就此认为中国经济已走出疫情阴霾则言之过早，翻扬的经济成长背后仍有许多潜藏的问题，最为显著的即是贫富差距扩大、消费支出疲弱的不平均复苏现象。

资料显示，今年3~8月份零售销售年增率为-5.2%，仍呈现明显衰退，显示消费面的复苏速度远不如工业生产相关数据般亮眼。若探究消费品细项表现可知，一般民众消费占比最高的餐饮和服饰消费动能双双遽减，累积餐饮消费仍呈现巨幅衰退-19.6%，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也衰退-11.1%。但奢侈品消费却复苏快速，跌破各界眼镜。今年第2季，时尚品牌路易·威登集团（LVMH）在中国的营收增长了逾65%、Prada今年6月在中国的销售额年增率亦大涨逾50%，7月更是超过60%。

中国消费复苏不均主要源于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资料显示，尽管第2季中国可支配收入回到正成长4.5%，但农民工的月收入却下降了6.7%；另有调查发现，高收入受访者（年收入逾30万元人民币）在第2季收入已回到正成长，其余所得阶层则持续衰退，特别是年收入低于5万元人民币者的收入下降幅度最大。同时，从支出面来看，2019年中国民间消费占GDP比39.12%，占比为消费、投资、出口三架马车中最高。因此，普罗大众消费低迷将不利长期经济成长。

进一步分析中国消费不均的成因有三：一、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作者工作方式较有弹性，在疫情爆发后仍有多数可透过远距完成工作，但类如一般零售业受雇员工的低收入工作者，在疫情高峰阶段出现大量的失业，且在消费面未全部复苏下，较不易找到工作；二、宽松货币环境带来股市和房市飙升，最大受惠者即是高收入者，使其可支配所得增加幅度较大；三、中国推出的经济激励方案偏重在固定投资和基础建设，而非如其他国家一样普遍发放纾困现金，这样的政策较有利富人而不利于中低收入者。

由此可知，疫情对中国消费面的冲击，相对较有政府支出与信贷支持政策的生产面为大，对消费端相关个体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进而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后疫情时代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并不会只发生在中国，其他国家若处理失当，也难免会面临所得与消费面所产生的不均问题。诚如国际货币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高平纳斯（G.Gopinath）所说：我们尚未走出危机，政策制定者应保持警觉，必须随形势变化调整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