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上周五（18日）辞世，旋即引起一场政治风暴。参议院多数派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率先表态，称会在11月3日大选前提名新法官，总统特朗普亦指会在周五（25日）或周六（26日）提名新法官。部份民主党人则反驳共和党人曾于2016年大选前夕以临近换届为由，拒绝提名奥巴马的大法官人选，直斥共和党人双重标准，甚至扬言将会扩大法院以作反制。双方更各自动员其支持者，自由、保守两派选民急速归边，整场大选情势急剧转变。一名87岁老人之死，竟然引起一场被双方视为共和体制生死存亡的危机，足见现今美国政治确实出现重大问题。

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咨询并同意，《1869年司法法案》则确认最高法院由一名首席大法官和八名大法官组成。本来类似的行政机关提名、立法机关确认的法官任命过程，美国立国起一直运行至今，亦影响多国政体，亦未见如美国近年出现的重大争议。事实上长久以来，法官提名人选亦大多数受参议院大比数通过，不过近年大法官如阿利托（Samuel Alito）、戈萨奇（Neil Gorsuch）、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共和、民主两党就任命人选互不相让，令法官人选往往仅以些微票差通过任命的情况成为新常态，此明显跟美国政治日趋两极密不可分。

政客只操弄身份政治

19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文化及反战运动，惹来1970年代保守浪潮的反扑。文化议题渐次成为两党政治议程之一，自由派高举女权、同志平权、堕胎权、反枪权等，保守派则反其道而行，成为近数十年塑造美国两派的文化战争，以及自由、保守两派身份政治的根源。如金斯伯格于1993年被克林顿委任入最高法院时，便得到参议院96比3的大比数支持，而其当时亦被视为温和派，并未有太大党派之分。然而其任内处理不少文化议题，如于两性及堕胎等问题上的鲜明主张，以及其经常在裁决中提出异议亦令之成为自由派拥戴的偶像，而反对者则批评其为社运法官，此正反映出最高法院日益政治化的问题。

近年民主、共和两党日益同质，双方皆行小政府大市场，对内亲商，对外鹰派的新自由主义路线，更令文化议题成为惟一区分两党的政见之别，如此更令国内文化战争愈演愈烈，两派泾渭分明，而国会将枪权、堕胎等议题转嫁法院，更令最高法院的控制权跟美国人身份认同捆绑，双方选民皆视之为共和存亡的关键。法院卷入文化战争，法官任命成为炽热的政治角力场，自然不能避免。近年共和党票仓逐渐递减，更促使其大打文化牌，麦康奈尔虽为全国最低民望的国会议员之一，但只要向肯塔基州选民说明要保住最高法院控制权，仍可迫使保守选民归边，如此政客可无视政策或政纲，单单诉诸身份政治便可永续连任。

然而法院卷入文化战争，令国民视之为党争的体现或工具，自然大幅削弱法院的认受性，令其失去中立超然的地位，长远而言势必损害国人对体制的信心，危害美国民主的稳定。因此社会亦曾提出过不少改革建议，如废除最高法院法官的终身制，以30年为年期，令每届总统都有机会轮流任命同等数量的法官。不过最高法院的问题症结仍在于两党政客长期收受商界及游说团体大量利益，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者把持的权力，对民生问题甚少关顾，相反热衷操弄身份政治，酣于文化战争作为选举工具。其亦从未于在国会认真解决堕胎、枪权等棘手议题，将之推卸给法庭裁决，把法院扯进他们的政治浑水。

社会走两极　司法成磨心

如此情况亦见于近年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其施政失当而导致的民怨时，往往毫无魄力或能力为沉积多年的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对症下药。部份建制派愈见“深蓝”，只鼓吹以强力镇压及严刑峻法将示威者送上法庭，无疑是忽视社会结构问题；“深黄”亦只顾身份政治，甚至高举不切实际的独立主张。在如此社会两极情况下，不论法庭裁决向何方倾斜，势必会惹来另一方指其偏袒对方的质疑。如此“蓝官”、“黄官”的标签自然不能避免，亦势必削弱法院的威信及中立形象，长远对于香港法治来说必然造成打撃。香港或步上美国法院卷入政治斗争的后尘，若各方未能及时觉悟此乃死胡同，令人不得不忧心港人对香港政治体制的信心危机。

本来美国在年中出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种族矛盾已经异常高涨，加上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令阶级的差异更为显著，又有疫情反映的世代之争、大选选举人票突显的地域之争等，皆已令本届的大选气氛极为紧张。如今金斯伯格极不合时的辞世，更为躁动的民情火上加油，重燃起国内自由、保守两派的文化战争，在大选进入最后倒数阶段时两派选民更加对立。究竟在11月3日之后，美利坚合众国再能否“合众”？而国家面临危机之际，美国人又能否再次发挥自我纠错的视野及能力？此将考验美国人的智慧，以及其立国近两个半世纪的民主体制，最终能否战胜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所滋生的金权复合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