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

撰文：易汶健

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后，其反对者已认定美国的“百年民主老店”称号岌岌可危，若他能在今年11月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续任四年，情况更不堪想像。即使如此，民主政治仍然未死，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民主会怎么结束》（How Democracy Ends）一书中形容，今天民主政治陷入了“中年危机”。朗西曼估计，到了2053年1月，美国依然可以举行民选总统就职典礼。若然美国这个民主大国未死，其他民主国家相信亦不会倒下。

民主的“中年”就好像人到中年一般，身上的担子变得重了，少了“少年”的冲劲，要改变或革新思维显得有点力不从心——眼见身边的一切因科技发展而急步向前，“中年”民主想追赶却又追不上。但“中年”不等于“末路”，民主的未来仍然多变，可能转差，亦可以转好，甚至可能与人类一样能随着生物科技的进步而长生不老。即便最终走向消亡，也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过程亦可以很漫长。但有一点须强调，民主死亡不等同人类死亡，在民主政治以外，人类仍可以有其他分配权力和组织社会的模式。

对科技有一丝希望

具体来说，民主的“中年危机”最明显的征状是未能顾及民众利益、不获民众认同。政党本来是社会的黏合剂，但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繁荣不再，政党要么老态，要么只懂开空头支票，难再取信于民，任由遭身份政治主导的政治体系撕裂社会。

在朗西曼眼中，政变、大灾难和科技接管是民主政治面对的三大挑战。

若果民主政治—严格来说是代议制民主—这么不济，朗西曼有什么药方可医治它的中年危机？他否定了回到过去雅典式直接民主的时光，因为社会经济结构大不同。他亦反对知识精英治国（epistocracy），由懂得最多的人决定我们应该往哪里走，例如给教育水平最高的人多一张选票；或如《反民主》的作者布坎南（James Buchanan）提出，藉着考试筛走愚民。朗西曼对精英治国最大的批评是，精英也是人，也会犯错，而民主制度可以避免社会陷入最差的境地，而且可以纠正问题。再者，知识精英很容易退化为技术官僚，被机器和制度牵着走。

朗西曼认同在世界各国推动各式民主实验，例如冰岛收集全民意见制定新宪法（虽然未获国会确认）、城市启动参与式预算、政党利用软件和程式决定政策等。然而，这些实验规模太小，这个地方行得通，其他地方未必可行；城市行得通，乡村未必；技术官僚认为可以，工人却不认同。

在几种未来想像中，朗西曼源于往例，反对精英治国和务实威权主义，但出于未知，他对科技乐观，认为科技发展空间仍很大，有机会带领人类解放。科技或许会令反乌托邦的一天来临，但人类能够想通想透各种未来情景，集民间智慧阻止悲情出现。也许，公民黑客会成为人类未来的守护者。

惟欠经济分析角度

朗西曼的睿见在于点出今天的民主危机跟二战前的不同，科技加速社会演变，犹如战时的民众号召力减弱，民主制度本身亦成长不少。过去虽是今天的良师，但政治人物和民众高呼回到过去、让国家再次强大，如果不是缺乏想像力，就是自我哄骗。他认为，对探索新民主形态更有用的是，不要排除参考其他非代议民主制度。然而，本书虽讨论了政治民主、科技转变和灾难威胁，在经济层面却零敲碎打。朗西曼留意到科技巨企近乎“无王管”，提到过往透过加强劳工和福利保障强化民主体制、未来实践参与式预算，但就仅此而已。

历史告诉我们，民主不应局限在国会，亦不只靠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支撑。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带来公营服务私有化、大企业税项减免、职位零散化，令中产阶级下流等。经济政策失误，民众自然对政府和民主制度失望，为民粹主义播种。

代议制民主当然有不少好处，包括有助协商和寻求共识，但在讲求快速的科技时代，它失去昔日的光环，未来实行代议民主的政体数目难有进账，甚或减少。任何政治制度也要保障经济民主，以助人民充权，减少人民的疏离感和原子化，团结社会。很多学者都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例如工人拥有企业股份、参与决策权，视全民基本收入为权利而非救济，保障集体谈判权，都是值得尝试的方案。国家缺乏经济方略，任何制度也终究不能取悦民众。

在这场世纪大疫症及环球经济遭冲击后，期望朗西曼能增添科技和经济对政治影响的论述，检视民主制度的未来。更希望各地民主政体能意识到“中年危机”，汲取教训，走向更精彩的未来而非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