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周四（10日）公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0年度报告》，香港再被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政府发言人称这是“明确肯定香港一直以来坚定地建立一个自由经济体及提供公平营商环境的决心”，显然无视此“荣誉”的代价是自由经济教条化带来的社会及民生问题，绝非便宜。

菲沙研究所自1996年起，每年都会就各经济体的自由度发表报告，而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及“监管”均位列榜首。香港在此报告历年皆名列全球第一，今年同时被质疑法治或正被削弱，使民众对财产权的不安明显上升，故对相关评分有所影响。

虚荣之外生活如何？

不过最自由经济体之名只是虚荣，政府真正该重视的是市民能否安居乐业。美国传统基金会在本年3月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中，香港首次被新加坡超越，并失落“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地位后，港府便表示“感到失望”，与今次一样可见其对虚荣的重视。其实传统基金会份属于美国保守派智库，其评价准则不外乎偏重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优点，不单带有意识形态的盲点，也没有将市民的生活质素列入考虑。如北欧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排名最高为丹麦（第8名），排名最低的则为挪威（第28名），但除了天气寒冷外，有谁又会说挪威人的生活质素远逊于香港？

无可否认，最自由经济体之名有营商声誉上的吸引力，但此所谓之“自由”只是资金的自由，也只是有钱人的自由，并且建筑于社会民生的代价之上。据政府的《2018年的贫穷情况报告》统计，在政府政策介入前，香港的贫穷人口多达140.6万人，占总人口两成，其中长者的贫穷率更高达三成。除了贫富悬殊，政府多年来死守自由市场教条，也间接扭曲楼市的发展。即便近两届政府曾信誓旦旦，说要解决楼价问题，结果亦仅见“中原城市指数”再创新高，全民安居乐业难上加难。

自由的只是有钱人

有钱人及资本家在香港非常自由，原因在于政府没有承担资源分配的角色，香港税基狭窄，政府长年靠卖地维持其收支。这公共财政的结构不但限制了港府在医疗、房屋、安老等范畴的改革资源，亦让政府可有藉口，逃避照顾弱势群体的责任。

随社会冲突及疫情暴露香港千疮百孔，已不只我们在呼吁政府改革，连本身为商人的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也指出，由于疫情期间政府已动用大笔公帑为民纾困，故港府应透过改革税制，扩展税基，并借资产增值税、奢侈品税等，增加政府的长远收入。现今距离前财政司夏鼎基在1980年定调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已有40年，“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优劣尽见，但既然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美名是筑建在经济分配不公之上，政府实要反思虚荣的昂贵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