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北看记

韩咏红

我是在2005年首次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教授、中国专家郑永年。在即将出发到北京当驻站记者前，我在上级指派下到国大去听一场小范围的学术研讨会，目的就是结识郑教授。可惜当时对中国所知太少，没有听懂多少内容，也没话题能跟“目标对象”郑永年搭上多几句话。

郑教授不久后去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我到了北京后也曾打长途电话到英国、在2008年以后打到新加坡电访他。时间长了，加上偶尔他到北京出差时的见面，以及拜读他的著作和在《联合早报》上的专栏，不知不觉对郑老师熟悉起来。

在新闻一线采访，记者对于愿意花时间接受媒体采访、愿意私下聊天，无私分享学识观点的专家学者们，永远感铭于心。客观上，记者是在工作实践中与受访者的抚育下成长，长期采访的专家学者都是记者的老师。

从我最早开始报道中国新闻，挣扎着学习观察时政，郑永年老师就总是心平气和地、以平视的态度受访，让我不会感觉到有压力，也不用担心受到歧视。即使我问了一些现在看来显得很无知的问题，学识渊博他总是能轻松地在瞬间化解，而且像师长般教学解惑。这种交流持续了很多年，从来没有因为郑老师的名气越来越大而有所变化，而我心里一直觉得，自己就是郑永年老师的其中一个学生。

2012年我回到新加坡，现场聆听郑老师讲座与见面的机会多了。这时候，到东亚研究所去拜访郑老师不止是一件愉快的事，更是思维的拓展与激发。而在私下交谈中，更容易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也有许多机会切身感觉到他对时局观察的敏锐和准确预见性。比如早在2015年，他就在新加坡的一场讲座上警惕中美发生“意识形态冷战”；今年2月下旬，我和同事拜访郑老师，他已忧心忡忡地警告：“不要小看这场疫情，除非这次西方被打下去，否则新一股反华的浪潮就要兴起”。

郑老师刚来新加坡的时候，也是《联合早报》刚上网的时候。他在《联合早报》持续十多年的专栏，以他的博学、学理基础与对时局的深入洞察，培养了大批的粉丝，早已成为《联合早报》的一个品牌。除此之外，《联合早报》在新加坡与中国主办的公开论坛，郑教授也多次欣然应邀出席，而且每一回他都精心准备，为广大的民众提供了思想的飨宴。

从个人的层面，多年来在我和同事们与他接触，他的平易近人、亲切随和也是一贯的。有别于社会上其他一些名人选择的为人处事方法，郑老师始终以平常人的心态生活，他的物质生活很简单（我的同事注意到他所穿的衣服袖口常常是磨破的），对人完全没有架子，态度常常是热情的，不对人“设防”是他的生活状态；回想起来，他的热情亲和也可能给他带来一些困扰。

这些年来，关于郑老师观点的批评、商榷渐多起来。这些争议起因于各人的不同学术立场和观点，都是舆论界正常现象，观点交锋可以尖锐，但不应该上升到对人品的怀疑或攻击，而郑老师本人从来不与人辩论，他对“不抗辩”的固执，有时会让误解一直存在。

上周，关于郑永年老师的不利传说突然在中国境内外的中英文社交网络上传开，作为本地学术机构的前负责人，在本地网络媒体上引起报道和关注，我们报社内部同仁与众多熟悉郑永年、喜爱郑永年专栏的读者一样，都处在巨大震惊中。按照新闻作业方式，记者向新加坡警方求证后得到警方曾发出“严厉警告”的信息，而郑老师最初不愿意公开对此事置评。

《联合早报》不能因为当事人是本报的专栏作者、与我们有多年情分而有所偏袒，让个人的感情干预新闻报道。越是遇到极为敏感的问题时，我们能够安身立命的基点是依据当下能掌握到的信息说话。郑永年老师是在中国拥有众多粉丝、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和《联合早报》有着近20年的鱼水关系，有的朋友要看到我们的情，广大读者则要看到理；人情、事理与信息不足处于剧烈冲突中。

然而，不论这些专业之外的传闻如何纷扰，郑永年老师的学识修养有目共睹，也不会影响他在我个人心目中的地位。

而在工作中，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是尽可能找到更多真实信息，例如2012年的事件，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什么指控不能成立的原因。在后续有关郑永年所涉传闻的一切报道中，《联合早报》的报道必定是恪守原则，根据事实信息说话的结果。而我知道，恪守这个原则，真相必会水落石出，还所有当事人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