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北看记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9月1日在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重申要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而且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内循环”是近月里中国媒体上的热词。它第一次抓住外界眼球，是5月23日习近平在“两会”期间对政协经济界委员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之后，在7月21日和企业家座谈、7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以及8月20日和24日的公开讲话，习近平都提到上述概念。细心一点的观察者则能够发现，他的完整表述已经从5月的“逐步形成”，升级到7月30日的“加快形成”。

而今，内循环、双循环将被纳入中共正在制定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已没有悬念。这个目标突然变得急迫，也肯定与美国这两年里，尤其是这几个月里不断加码升级的对华施压力度有关。

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后，中美关系从螺旋式下降演变为自由落体式下滑，从加征关税到限制芯片出口、限制中国驻美记者、收紧留学生签证、关闭领馆、强制Tik Tok出售，再到表态要限制中国驻美外交官的活动，美国步步进逼，摆出欲与中国科技与经贸切割之势，中国寻求以内循环保障经济，自有其不得已之处。

而美国的围堵态势，将中国成功科技企业赶回中国，加上中国国内的政治氛围，让人们从官方的“内循环”的表述中，产生了中国可能被迫封闭甚至闭关锁国的担忧。

就经济的角度说，这是过虑了，中国寻求加强国内消费、依靠内需拉动增长、减少对“外循环”的过度依赖早有一段时日。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当时仍贫穷落后的中国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与低端加工贸易，以不惜牺牲环境的代价，实现了经济腾飞奇迹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1990年代以后，中国更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名，但也在很多年里一直困在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不协调经济模式。简言之，投资和核心零部件来自国外、市场也在国外，中国当时只赚取在其中加工的工钱。

数据显示，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2003年其外贸依存度首次超过50%，2006年更达到67%，相比之下，同时期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都不到三成。

官方也认识到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并一直在寻求改变，并成功使外贸依存度在2011年回落到50.1%，到今年上半年更下降到了31.8%。去年，最终消费对中国GDP的贡献接近60%，至此，减少对“外循环”的依赖，在中国已经持续了多年。

中国要加快“内循环为主”，必将着重提高居民的收入与消费。这对普通居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最近几天，许多评论文章就谈到了收入以及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制约，并力倡推进农村土地改革、房地产税、城镇化等，让居民有更多收入，有能力消费更多产品与服务。

从居民收入看，中国大有可提升的空间。据官方公布的2019年数字测算，去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人民币2561元（511新元）。今年的“两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透露，中国有六亿人的月收入仅人民币1000元。这些低数字，都反映出确保“内循环通畅”的工程，必将大力提高居民收入，并让民众从高房价中解脱出来。

再者，着重内循环也有助于带动国内各类现代服务市场的发展，比如休闲、教育、养老等产业，也能带动消费。

中国领导人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其实这也很难发生，因为中国有很强的条件和动力去参与国际竞争，只要西方无法将中国围堵到底，中国“封闭”就不会发生，反之可能在双循环格局下，实现更为均衡且提升国民福祉的增长。

然而，有人直觉地担忧“内循环为主”意味着中国走上封闭的老路，主要不是出于经济层面的忧虑，而是信息与政治上的感觉。这些年来，中国一面形塑强调纪律的官僚组织、经济、媒体与网络舆论；一方面大力鼓励科技创新，降低债务风险，凭此成功抵挡了美国贸易战与冠病的冲击，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认知差距也在扩大。因此，当局宜警惕实现国民经济内循环为主后，观念与思想的“内循环”也接踵而至，这才是一些担忧泛起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