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行之

日前，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高官杨洁篪、王毅接连就中美关系发声，系统阐述中方立场原则，批判美方一些诬蔑与妄为，也表达了中国政府仍希望稳定双边关系的坚定态度。

中美关系已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局面，而且很可能继续恶化。这一局面是美国政府刻意制造的，是两股力量的合流：特朗普的小圈子为挽救选情，鹰派分子则想锁定对华政策，因此联手发力，狠敲中国。一时间，舆论战、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全方位频密出招，南中国海上一度战云笼罩。

诸战法中，舆论战至关重要，既为其他战法提供具体理由，也为升级对抗争取国内支持及“自由世界”配合。中国最初的回应策略似乎是，指其为选举考量以消解其严肃性，回顾历史、铺陈事实以论证其荒谬。但该策略是战术性的，难以回应这一挑战：美国鹰派一直不懈尝试，锻造合乎当今时代的反华理论。

因为这些鹰派很清楚，美国社会兼具务实与理想主义两面，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抱有较高的道德自诩，外交上深受威尔逊主义影响。即便在民粹主义盛行、民众深感焦虑的当下，仅靠大国博弈、维护霸权这类现实理由，也难以长期支撑与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代价巨大的激烈对抗。只有上升到精神和价值层面，才能说服美国社会，全力投入对华遏制、绞杀战略。

同时，美国也无法凭一己之力遏制中国，它须要传统盟友鼎力支持而非虚与委蛇。要争取国内外坚定、持久的支持，必须拿出一套有力的反华理论。

从史蒂芬·班农的修正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等说辞，到2019年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基伦·斯金纳带有种族主义的文明冲突论，鹰派人士一直在寻求一种能引起广泛共鸣的理论。他们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尚未最终成功。是以，蓬佩奥等人前不久在情急之下，又掏出了冷战时期的旧武器，大肆渲染共产党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不论11月大选结果如何，美国两党的鹰派都会继续该努力。最终呈现的意识形态武器，应是上述理论的某种拼盘，它含如下重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高度压制性的，对外尤其在东亚地区是侵略性的；其经济体制是掠夺性的，对西方基于自由企业、基于规则的经济制度构成根本挑战；其文化和社会结构是典型东方的专制性的，经济成功只会加强这种特性；共产党政权抱有统治东亚，进而挑战美国全球地位的野心；利用了现有国际秩序却从不遵守其规则，继续接纳中国只会彻底颠覆现有秩序。总之，中国的成功对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经济繁荣、生活方式乃至整个文明都构成无法克服的挑战。本质上，它很难逃脱文明冲突论的范畴。

它不须要很完美，更不须要严谨。鉴于美国民众对华反感度达到新高，而精英阶层对遏制中国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一种稍微像样的伪理论，加上掌权者的不断重复，就可能让美国社会相信，遏制中国不仅是大国博弈游戏，更是对美国人民及全世界的一份道德责任。如此足以。

虽然，说服盟友比说服美国民众更难，但只要中美对抗日趋激烈，这些盟友恐怕只能“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从”了。更何况，中国对他们的跟风打压很难不做出反应，这些反应又会刺激敌对情绪，推动这些国家的舆论慢慢接受上述理论。

如此看来，尽管美国对华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等战法各具很大杀伤力，但舆论战和意识形态之争，才是中国要面对的最具威胁、最长期、最根本的挑战。

针对这种对抗性理论，中国必须拿出更具说服力的、以合作为取向的理论。中国近年来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恰恰是最坚固的盾牌，也是大刃无锋之矛。

应反思的是，中国错过了一个很好的论述契机。在中国疫情得到控制，西方疫情开始蔓延的时点，中国政府希望论证其制度优势，却招致了西方社会的极大反感。事后看，更应从东亚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来阐释抗击疫情效果的差异。这是西方更容易接受的视角，也是阐释文明间须要交流互鉴的极佳事例。

在制度竞争层面，中国近年来强调的治理、善治理念以及有效政府、责任政府理念，也是很有针对性的理论资源。法兰斯西·福山年初撰文对比中美抗疫得失，也曾触及这一问题。该理论的进一步阐发，能够引导不同制度的良性竞争，而非激化价值观高下的空洞对抗。

上述理念都须要用西方社会易于接受的方式阐释和建构，而非用官方的八股语言不断重复。同时，新的意识形态理论，须要新的标志性行动作支撑，以增强对国际社会的说服力。有很多选择，可以主动出牌。比如外交领域，在适当时机实现对日本，甚至印度的高层互访；在经贸领域阐明在国企、产业补贴等领域持开放态度，愿与欧盟等方面磋商；在海洋领土纠纷中，愿意与相关方创造性地探讨解决办法等等。

其实，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前，恰恰是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及其标志行动上主动出牌，反击美国舆论战，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的大好时机。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的

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