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五

来源：《明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8月11日表决通过决定，对解决香港特区立法会的“真空期”问题“一锤定音”。根据决定，包括此前被DQ（不能参选来届立会选举）的四名议员，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1年，直至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

在如何对待决定的问题上，反对阵营内部分歧严重，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立场。“抗争派”主张现届泛民议员集体总辞，以表达对立会延期决定的反对；民主派内部则陷入纠结，既想继续参与立法会工作，保留在特区政权机构内的话语权，又忧虑遭“抗争派”的“揽炒”压力裹挟，失去生存空间。此前参选被DQ的四名议员，在取态上更是进退维谷。

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简单、直接、有效，显示中央将保障市民生命健康安全放在首位。从北京角度而言，处理该议题的出发点均从大处着眼，简单如斯，不会拘泥细节。决定更不会是针对本港个別政治团体或个人的政治考量。

对泛民而言，一起上还是一起下的困扰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其自我定位问题。一直以来，其在特区现行宪政体制下，对自身角色的认知或含混不清，或缺乏应有的一致性。

自2014年“占中”后，整体反对阵营就在抗争路线上分化，形成立会、街头、国际三大阵线。然而，传统泛民在其中进退失据，固有的温和政治立场愈发被抗争派裹挟，政治路线愈走愈偏窄成为不争的事实。

其实，泛民作为特区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本应扮演更为积极和具建设性的角色。但在部分缺乏政治定力、激进的泛民人士眼中，高度自治逐渐变成“拒中”，甚至“抗中”的工具，欲将香港变为招揽外部干预的基地。

事实证明，路线的偏离无疑是自断后路之举。《国安法》实施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后，泛民的此类迷思与幻想更应及时停止。香港政治生态已发生根本转变，激进抗争路线的代价将日益增加。反对阵营现将在立法会夺取“35+”议席视为大过天的事，仿佛任何其他重要事项都视而不见。在现有宪制定位下，泛民和整个反对阵营也应认清，立法会也仍是特区行政主导体制下的立法机构，权力有限，不应产生“翻天”等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如何在现有宪制秩序下，避免陷入“颠覆反对派”的陷阱，适应“忠诚反对派”的角色，才是最大的政治现实。

过往，北京对泛民的态度始终不乏善意。邓小平在1984年便曾说过，由香港人推出来管理香港的人，应该有左翼、右翼及中间派。这样，各方面的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在北京眼中，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存在不同意见再正常不过。回归以来，中央不同治港机构与泛民不乏积极沟通。2010年，民主党历史性走入中联办协商，推动了2012年政改方案的通过。林郑上任后，亦有对泛民的诸多示好举动。

时移世易，香港反对阵营的组成眼下愈趋复杂，其中不乏乐见乱象、趁乱牟利者滥竽充数、浑水摸鱼。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代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香港做出安排。泛民应把握机遇。一起上，可推动港人拥抱一个新的开始，在合法范围内转型“忠诚反对派”的契机；一起下，无论对于议员个人、立法会，以及香港社会而言，定是胜局？

反对决定，形同反对“一国两制”及《基本法》。诚如毛孟静、郑松泰等人所言，此番反对，今后将如何再参选？是否意味着放弃香港一切的选举？泛民自当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