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一场大流行病，更能突显一个可靠且广泛普及的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性，而我们如今也已经痛苦地意识到，各国显然不能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假设医疗卫生体系必将同步前行。相反，它们必须仿效韩国的做法：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以有效地提供医疗服务，并与更宏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工作并驾齐驱。

在过去10年中，韩国现代且强大的医疗基础设施，使其得以应付多项重大卫生危机，而在面对冠状病毒危机时，也是如此。尽管韩国遭遇了中国以外的其中一场全球最大规模初期疫情，但它却成功地在不实施全国封锁的情况下，迅速地控制了病毒。

这种成就并非一日之功。韩国在从低收入国迅速成长为高收入国的同时，卫生状况也得到了显著改善。从1960年到1990年，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从每1000名新生儿中有80人死亡降至仅13人，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也从55岁增加到72岁。

这一切绝非偶然。韩国政府在发展初期，就开始对医疗卫生进行投资，尤其是确保农村社区和穷人能够得到医疗服务。1950年代时，政府在每个村镇都建立了疫苗接种中心。

在经济刚刚起步的1960年代，韩国政府就推出激励措施，以确保全国各地都有医生可问诊。例如，私人执业医师获委任为公共医师，医学生则可以用毕业后在医疗资源短缺地区，工作两年至五年的承诺来换取奖学金。

但是，韩国政府不仅确保有医疗资源可供使用，同时还设法让民众去使用它。1954年，韩国出台了一项法律，规定14岁以下儿童必须接受免疫接种。这一措施再结合随处可见的社区医疗中心，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的支持，令韩国的疫苗接种率大增，进而遏制了许多急性传染病。自1961年以来，韩国没有一例天花病例报告；自1968年以来，从未出现斑疹伤寒病例，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在1984年以后就销声匿迹了。

当然，经济发展的进步，也大大地推动了公共卫生工作。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从1960年的158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6610美元，再到2000年的1万2257美元，雇员和企业支付1977年引入的强制性健康保险制度的能力也增加了。

其实，韩国从1960年初就存在自愿保险制度，但是有经验工作人员的缺乏和医疗机构的低参与度，削弱了其有效性。新保险方案增加了财政资源，并将参保范围扩大到了自雇和非正规领域员工，最终在1989年实现了全民医保。如今，强制保险金仍然是医疗卫生体系资金的主要来源。

健康卫生教育也起到了很大作用。甚至在大多数韩国人都未能接受优质教育之前，政府机构就已经通过报纸、传单和电视广播传播涵盖清洁卫生、食品卫生、免疫接种，母婴保健和计划生育等主题的重要信息。

随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医疗卫生成果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这不仅是因为人们掌握了更多与健康有关的知识，而且还因为生育率从1960年的每名妇女生育6.1个孩子，骤降至1990年的1.6个孩子。这一趋势，加上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使人们对儿童健康的投资大大增加。事实上，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医疗卫生支出的增长速度要快于GDP。随着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公共和私人诊所和医院的数量都激增。

时至今日，韩国仍在继续加强和完善其医疗保健体系。例如，它利用其所能掌握的大量健康数据，来评估医疗服务的消费情况，并提高其效率和成本效益。

韩国模式的几大支柱：全民医疗保险、公平使用机会和高成本效益，都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而其关键在于要精心设计多项医疗卫生策略，来补足各国经济发展议程。

此类策略应包括对医院和诊所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旨在吸引合格医护人员运营贫困和农村地区医疗机构的举措。为了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各国政府可以考虑建立像韩国这样的单一国家医疗保险制度。

为了推动进步，各国政府应参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去制定具体指标，例如新生儿死亡率、洁净水源和适当卫生设施普及率，疾病消灭以及医保比率。各大全球发展伙伴也应对这些工作予以支持。

有效的医疗卫生体系可以使人们拥有更长且更有所作为的生活，支持人力资本发展，并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它们对于保护人们免受冠状病毒危机和不可避免的未来大流行病等重大健康冲击，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效的模式已在眼前，发展中国家当效仿之。

作者Lee Jong-Wha是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国际经济事务高级顾问。

英文原题：How South Korea Built a Health System to Beat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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