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北看记

韩咏红

国际政治评论人、委内瑞拉前贸工部长莫伊塞斯·纳伊姆在他2013年出版的《权力的终结》一书里，指出当时许多人仍未意识到的根本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权力正在衰退中（decaying）。概括地说，权力变得相对容易获得，但又更难运用，也更容易失掉。换言之，权力正在贬值，这个现象横贯国家内部政治、商业、宗教、科学、教育等各个领域。

擅长说故事的纳伊姆，用了少年国际棋手的真实事例开篇，形象地解释权力是如何“衰退”。2011年，美国一名12岁非洲裔男童荣登国际象棋“大师”级。这是一项突出成就，不过与过去相比也不再那么特别，已有越来越多低龄棋手进入国际象棋的世界且达到高超水平，信息革命，开放的国界、更高的教育水平助长了这一趋势。

1972年，国际棋联最高级别的“特级大师”只有88人，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膨胀到1200。而一旦夺冠，大师们的成就被超越，又是很快的事。

本星期一早上，香港警方高调逮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香港众志核心成员周庭等共10人的新闻，让我一再想起了纳伊姆的《权力的终结》。

黎智英去年以来更成了大陆媒体口诛笔伐、深恶痛绝的“祸港四人帮”之“首恶”，他在《香港国安法》下落网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中国中央政府经周密部署，出台了精心设计，密不透风的《香港国安法》，用意本来是为了能有法律依据、理直气壮地抓捕北京眼中的“乱港港独分子”，尤其是高调呼吁国际制裁香港的活动人士。

不过，黎智英被逮捕，以及港警一口气逮捕10人所产生的震慑力仍十分巨大，相信也是国安法落地以来对港人心理冲击最大的一次执法行动。

这个过程伴随着一系列戏剧化画面：黎智英在豪宅被捕，近午时分被押回壹传媒总部搜证，《苹果日报》直播展示黎智英拷着手铐，被警察押着穿过新闻室的画面，同日又有200多名警察搜索壹传媒总部四小时；当晚周庭也被拷上手铐从住所被带上警车，隔天上午黎智英又押到西贡游艇会搜证。从中，人们看到一套眼熟的大陆运作方式：先立法“定规矩”，再高调抓捕“带头分子”，产生震慑力。

如果不是《国安法》已然落地，换做去年此时，示威者不马上占领街头才怪。但本周香港只出现零星的示威，港人甚至不太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反对意见。从这个方面看，《国安法》可谓发挥了神效，曾经数以十万人计的“示威大军”立即消散，让港人切实感受了什么叫“震慑力”。一些港人寄望国际社会的施压能迫使北京软化，结果证明是不可能。

但香港人也继续曲折隐晦地表达着抗议，包括买光了加印至55万份《苹果日报》，散户进场“护盘”将壹传媒股价推涨五倍（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试图火中取栗的投机者），连黎智英次子经营的餐馆也有人排队光顾，清楚反映出社会低下的暗流涌动。港人护《苹果》，未必是因为支持黎智英本人，根本上还是在宣泄对《国安法》的不满，对“一国两制”前景的担忧。这种意识只要继续强烈地存在，就总会找到抗争的出口。

《权力的终结》的纳伊姆当时就预见到传统权力拥有强大支配力与持续力的日子，已经远去，这个趋势在全球范围已更加清晰。当然，中国大陆仍是世界上少有的，还维持着权力高度集中的政体，其行政效率甚至能让西方体制显得苍白。

但是，大陆式的权力展示方式，来到香港这个带着“逃民”传统，信息流通，又具有强烈个体意识的现代化社会，能维持社会长期安宁吗？前景不是太乐观。

一些人评论，一次过逮捕黎智英等10人、高调搜查媒体的做法可能“用力过猛”。当局勿以此为常态，若激起港人强烈反弹，迫使大陆介入甚至动用武力，肯定又是双输的结果。本周，全国人大也决定让本届香港立法会延任，被取消下届参选资格的四名泛民议员估计将可保住席位多一年，这倒是北京对泛民主派的一次示好，属于难得的和解信息。

顺着这个逻辑，在有了《国安法》保底之后，在法律必要的手段外，当局在香港展示权力威慑力时还是宜慎之又慎，并且需要治理思维上的突破，震慑性的做法能取得一时之效，但人们总会有出口反弹，香港毕竟与内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