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静远：科幻成为了中国国内少有的创意表达主题，同时也成为了某种对外的文化名片，而这是由大众的草根热情驱动的。

去年11月，数千名中国铁杆科幻迷涌向成都，参加亚洲的首届科幻大会，这个备受瞩目的盛会吸引了来自亚洲、欧洲、美国和中东的作家和电影制作人。成都市长出现在由蓝色银河、宇宙飞船和遥远行星组成的电子背景前，为大会致以祝福。其他嘉宾的演讲称颂了科学与未来将如何在这个引人入胜的创作门类中得以融合。那个时候，世界还不那么像末日。

成都的活动是中国科幻界的一个重大时刻，而去年本就是中国科幻的黄金年。在受到了多年的怀疑与中伤之后，科幻成为了中国国内少有的创意表达主题，同时也成为了某种对外的文化名片。去年上映的《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是中国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科幻电影，影片的内容是，在一场全球灾难中，各国团结起来努力拯救全人类。

另一方面，成都科幻大会的组织者在敞开自己大门的同时，还考虑筹办更为全球化的盛事，想要申办2023年的世界科幻大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简称WorldCon）。世界科幻大会基本上每年一届，已举办逾80年，吸引的大多数是北美和欧洲的科幻迷。对于科幻世界以外的人而言，成为世界科幻大会的东道主，也许并没有太多特殊的含义。

但是，成都《科幻世界》杂志（Science Fiction World，该杂志是成都科幻大会的承办者之一）主编姚海军表示，对于圈内人士而言，这就像是申办奥运会。举办世界科幻大会将确认中国作为全球科幻中心之一的地位，而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这将是个真正的里程碑，”中国科幻界广受尊敬的大咖韩松表示，“它能让不同世界的作者与科幻迷聚集在一起，彼此学习，分享各自对未来的畅想。”

各方正在共同努力，在有权投票选出2023年大会地点的约6000名世界科幻大会科幻迷会员当中，争取他们所需要的支持。中国科幻界一直在努力为申幻游说，派出代表前往近年主办世界科幻大会的伦敦、赫尔辛基、圣何塞和都柏林，开设展位，打出成都的口号——“Panda Wants a WorldCon”（熊猫想办世界科幻大会）。

就这样，中国科幻圈正在崛起，在更广泛的文化外交倡议（目的是展现积极而有趣的中国形象）中，它成为一个出人意料的元素。然而，与北京方面过去的“熊猫”或“乒乓”外交倡议不同，这是由大众的草根热情驱动的——这引起了中国官员的注意。

中国政府打造文化软实力的尝试并不总能按计划进行。一项研究提到，自2009年以来，北京方面估计已花费60亿美元用于改善和塑造自己的对外形象。然而，从构建涵盖数百所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s)的全球网络，到“学习强国”应用，中国的领导人宣传自己信息的速度，很难赶上和他们有关的负面信息传播的速度。

如今中国科幻圈被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和期待，这在国际上已经受到一些关注。2021年世界科幻大会联席主席比尔•劳恩(Bill Lawhorn)参加了成都科幻大会，其间表示他认为这座城市“正在努力成为最前沿的城市”。科幻不仅获得了高层官员支持，也引起了腾讯(Tencent)等中国科技巨头的关注。腾讯已设立了自己的科幻动漫部门。

对于负责创意作品的人而言，这是个可喜的进展。数十年来，中国作家们在一个大多数外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探索道路。科幻小说适合于另类想象和平行宇宙。作家们意识到，现在是科幻小说最闪耀的时刻。他们处于一个独特的境地，能为他们的国家做一些贡献——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动力——同时还能实现他们的创意和个人抱负。

吴岩在深圳创办的智库每年发布一次关于科幻产业的报告，他表示“很少有一种小说能赢得三个主要群体的支持：政府，普通读者和知识分子。”现在中国科幻小说三者兼得。只要中国的经济仍由科学和技术驱动，在5G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不断前进，那么这种共生的关系将继续增强。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不远的过去，科幻小说常常与政府想要划定正确的科普道路的愿望相冲突。在1970年代有一场争论，是关于千年恐龙蛋是否像先锋科幻作家叶永烈的故事中那样，能够继续孵化，这场争论给他招致了“抹黑真科学”的批评。1980年代早期，在邓小平推行市场改革期间，这个文学类别被禁，因为在对西方化的普遍抵制下，人们怀疑科幻小说会造成精神污染。

尽管过去作家们与北京方面之间存在紧张，但科幻小说在全球受到的关注与中国政府的愿景相符——“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中就包含向大众传播科学与技术知识。虽然反乌托邦小说被封禁，例如香港作家陈冠中(Chan Koonchung)的《盛世》(The Fat Years)——该书含蓄地影射了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示威事件——和阎连科的直白政治讽刺作品，但科幻这一门类具有灵活性，可以不必与历史的任何一边或对其的解读紧密联系；相反，它能够提供多种脱离历史前往未来的道路。

中国需要这些讲故事的人来连接现在与将来，在这个在国际上持续面临政治逆风的国家中，满足大众的一种需要，即表达他们对未来所抱有的希望。结果就产生了着重刻画当下或近期经验的作品，这也吸引了全球其他地区读者的注意力。例如，2006年出版的刘慈欣获奖小说《三体》(The Three Body Problem)——它的粉丝包括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讲述的故事是，在一场后文革时代的决战中，中国领导全球抵抗了外星人接管地球的企图。在郝景芳的短篇小说《北京折叠》(Folding Beijing)中，她依据使用日光的权利，把北京分为三层空间，以此来表达城市不平等的主题。

中国科幻作家的出身背景如同他们的风格一样多元。陈楸帆著有《荒潮》(Waste Tide)，并屡次获奖，他描写了“硅屿”(Silicon Isle)上的环境灾难，这个创意的原型是作者在中国经济大省广东的成长地附近的垃圾回收中心。

与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刘慈欣那代人很不同，陈楸帆是独生子女一代，他的作品主题是机器人和算法生成对话的试验，这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经验——它的爆炸式增长和繁荣，以及它未被叙述的社会和生态代价。陈楸帆及其同辈人反思了人工智能、技术、环境灾难和其他曾被认为是西方世界观中独有的推论范畴(discursive domain)的问题。

但是正如《三体》译者刘宇昆(Ken Liu)指出的那样，一些作家认为现在的规格更高了。他表示，“当你进入宇宙时，你成为了这个名为‘人类’的集体的一部分。你不再是中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或其他什么国家的人。你的文化被撇到了一边。”中国科幻小说希望其科幻元素多于中国元素。至少，这是志向所在。

在键盘以外，还有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围绕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出一个完整的文化产业，有大量的初创企业。北京初创企业“未来事务管理局”(Future Affairs Administration)通过培训班和早期职业管理来培养和考察数百名作者。总部位于成都的咨询公司“八光分文化”(Eight Light Minutes)将小说开发成电影、漫画和其他文化产品。学术研究中心在全中国各地涌现，此外还有智库、电影、媒体、网络游戏和周边产品。

但归根结底驱动这一切的还是草根粉丝群体，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年少时就对科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科幻小说总是从粉丝圈得到鼓舞和支持，特别是当它处在最黑暗的时候。王侃瑜(Regina Kanyu Wang)是位于北京的影视导向科幻初创企业微像(Storycom)的作者，她希望“不论中国科幻变成什么样，都不要忘记它的根基在粉丝中间”。

虽然科幻作家自身并不总是确定该如何应对官方的注意，但他们乐于配合。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隔离期间，相关计划不可避免地被搁置了。但科幻圈内的总体情绪并没有气馁。

申办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的活动仍在继续。我曾在微信(Wechat)上和姚海军通过视频电话，他的手机每隔几秒都会振动一下。他前一天刚参加了一场筹划会。他提醒我说，根据一项新调查，成都正式成为中国“最科幻城市”——超越了北京、上海和深圳。在圈内人士看来，未来仍是光明的。在目前中国与西方互相指责、大打口水仗的气氛下，讲故事的软实力也许将发挥它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用。

石静远是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东亚语言与文学系约翰•M•希夫讲席教授(John M Schiff professor)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