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结构官僚化的方法基本上是减少政府的干预。在上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中，公共部门从公共企业撤资，公共部门原有的生产活动转由私人部门承担，政府也减少或取消对一些行业的管制。90年代开始出现的“公共治理模式”强调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提倡利害相关者、社会组织和公民对治理的参与。这些改革都是通过扩大市场和社会的运作范围来限制政府权力边界，以达到整治结构官僚化的目的。现在看来，去管制和破除垄断的成效显著，私有化的长期影响还有待评估，“公共治理模式”还处于初始摸索阶段。

整治官僚主义除了要针对不同类型对症下药，还要抓住主要矛盾。有的国家功能官僚化是主要问题，有的国家结构官僚化特别严重。在计划经济下，计委决定生产、教育、就业、消费和其它计划指标，人们的生活广泛地受控于官僚系统。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结构官僚化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官僚主义的“总病根”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是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他反官僚主义的主要方法，就是取消计划经济，通过扩大市场经济分配来替代金字塔官僚体制的控制。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意识到，中国官僚体制的功能十分不健全，缺乏严格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对机关部门和官僚的个人职责权限缺少严格明确的规定，也缺少官僚正常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的制度。他和彭真、陈云等领导人一起，在80年代推动法制建设，希望通过加强官僚体制的功能来整治官僚主义。

然而，相信政府干预的人在思想上有很强的偏好惯性，往往忽视“加强领导”、“严格管理”后面的官僚主义成本。他们虽然痛恨官僚主义，却偏偏在无意中助长结构官僚化，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另一方面，对官僚权力的限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官僚阶层的抵制。因为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入、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离退休待遇都与级别、官位挂钩，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这些特权带来“激励一致性”的行为。

首先，上级对下级的官位有绝对的决定权，下级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下属惟上是从的行为使上级自我膨胀，滋生专横跋扈的习性。

其次，追求正式待遇以外的非正式待遇导致滥用权力、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行为。

再次，追求晋升更高行政级别导致徇私行贿，买官卖官，欺上瞒下，好摆门面，好说空话，不守信用等行为。行政职位的级别还延伸到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国有企业。

对于高高在上、官气十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一般上认为是思想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应对的方法是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有的政府考察团在新加坡发现部长和议员们每周固定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接见选民、为群众排忧解难。考察团觉得这个制度不错，是走群众路线的宝贵经验，回国以后在地方上试行这个制度。可是领导工作一忙，这个制度无法坚持，很快就被冲掉了。新加坡部长走群众路线的制度之所以能够持之以恒，根本的原因是部长们需要在五年一次的大选中争取得到选民的选票。在新加坡的制度下，要当部长必须先当选议员。“权为民所赋”的制度安排保证新加坡部长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并且通过部长对官僚进行约束。由此可见，反对官僚主义还要从制度创新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