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北看记

韩咏红

七一”香港回归中国纪念日前一小时，长达万字的《香港国安法》深夜11点刋宪生效，外界终于首次一窥这部法律的全貌与细节。许多人也记得，直到上个星期二（6月23日），连特首林郑月娥都坦言连她也未看过这部重要法律的全文。

“他们创造了一个结婚蛋糕，一个四层蛋糕”。著名的中国观察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一场视频论坛的讨论中，突然灵机一动这样形容《香港国安法》。

黎安友眼中，这严实的“四层蛋糕”，最底层的结构包括该法的第12条、13条、15条等，规定了香港特区设立国安委，由特首担任主席，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问责，中央还会指派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给香港，列席香港国安委会议。《香港国安法》第44条则规定，负责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法官也由特首指定、暂委或特委。

《香港国安法》的第三层，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其职责包括监督、指导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安职责；在这一层之上，该法还规定有三种情况（外国势力介入、香港特区无法执行、国安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案件，由驻港国安公署行使管辖权，案件送往内地、依大陆《刑法》起诉和审判。最后，该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围筑起层层叠叠的“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第四重保障。

“精心设计”“无懈可击”“密不透风”，黎安友这样形容《香港国安法》，而这个严密的保障机制，凸显的正是北京对外国势力涉港、对港人，包括特区官员的高度不信任。

归纳起来，针对《香港国安法》的反对意见，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北京绕过香港立法会，将国安法“强加”给香港，破坏“一国两制”和香港原享有的司法独立；北京与港府没有事前与香港社会的沟通，更拒绝与国际社会沟通，修订过程神秘、粗暴、一意孤行。还有一种批评指北京不去理解港人积怨的根源——即北京没有落实让香港普选的承诺，反而一味以强力企图使港人驯服，才导致近年香港的形势越来越糟。

这些涉及到具体做法与手段的争议，确实有可议与可改善的空间。不过，一个不能回避核心的问题在于：北京究竟有没有权力和理由针对国安问题要求香港立法？《基本法》23条早已规定香港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但漫长的23年过去了，香港自行订立国安法至今遥遥无期，这是不是事实？

北京很有理由认为，如果制定《香港国安法》容许协商过程，结果必会像港府去年修订《逃犯条例》一样，激起新一波暴力示威，所以只有秘密进行、强行通过与执法，才可能解决香港的国安立法困境。因此，黎安友分析出北京对国际势力与港人的极度不信任，确实一语中的。而在这不信任的根源，除了各方的意识形态差异外，更是因为北京、香港社会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三者之间，存在一种大家不明说、却确实存在的的认知差异，即香港到底是谁的？

毫无疑问，中国坚持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因鸦片战争被迫割让给英国。但一些西方媒体的表述中，1997年并非香港的“回归”，而是主权移交中国。这些年来，一些香港精英与西方评论的字里行间，则不时透露这样的意识：香港虽非独立政治实体，不具备独立的条件，却又不完全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为国际社会所共有。这类论调或强调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各国在香港有着巨大的利益，或认为香港现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共同维护，不容北京破坏。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港人还会理直气壮地到美国、德国去要求外国阻止大陆对香港的“欺压”。

事实上，这几年里香港的社会抗争、包括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美国对香港抗争的支持，在千头万绪的原因之中，也包括着主权的角力。北京强行订立《香港国安法》所发出的信号也包括宣示主权，拒绝只当香港的“代持者”。《香港国安法》的执行标志中国与美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也就难以避免。

尽管如此，外界仍期待北京与港府的国安执法能慎之又慎，勿让香港如此迷人的开放多元特色从此消泯；更需要提醒当权者，主权掌控与人心的回归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香港的“二次回归”理应包括人心的回归，那北京与香港显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