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一村

2020年1月，蔡英文以创纪录的817万张选票赢得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也赢得过半立法院席位。这场压倒性的选战胜利，在一年多前似乎仍是天方夜谭。

2018年11月，民进党在台湾县市长和议员选举（“九合一”选举）中惨败，连本是囊中之物的高雄市市长职位，也被乘“韩流”而起的韩国瑜夺走。彼时，蔡英文的支持率在“九合一”惨败后跌入谷底，历经苦战才在党内初选中击退伺机而动的赖清德，政治生涯岌岌可危。

跌宕起伏的选战，往往同时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然而，2020年初这场引人瞩目的选战，却折射出了台湾社会中令人担忧的、泛意识形态化的征兆。这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实非益事。

在“九合一”选举中，韩国瑜不断抛出连接“庶民”的宏大承诺，收获了大量铁杆“韩粉”，并通过相应的运作，一举拿下高雄市长职位；然而，相似的话语，在2020选战中却不敌蔡英文的“民主”与“反中”论述，最终催生了台湾总统选举中创纪录的得票数。

这一现象的背后，台湾政治人物在“统独”“民主价值”等议题上的推波助澜固然重要，但不应忽视的，正是台湾社会对特定事件的模式化反应，为政治操弄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引导了政治人物的表态和竞选策略，进而影响了2020选战的结果。

突发事件与历史记忆的共鸣

自2019年6月开始，香港反修例风波一直持续至今，并呈现出日常化态势。从事件爆发一直到2020年初投票结束，台湾社会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尽管也出现了对暴力行为的谴责和不满，但总体而言，台湾社会更倾向于同情示威者，并发动了多次呼应香港风波的大规模游行。8月4日台湾人权组织举办的游行，参与人数不到千人；而到了9月29日，主办方声称有近10万人参加了在台北的游行；高雄等地也同时有集会响应。

台湾社会的剧烈反应，既来自政治人物的运作，更源于特殊的历史记忆。从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到1987年民主化转型，台湾社会经历了剧烈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变迁，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败退台湾后，为了穿透台湾本土社会，国民党建立了一个由国民党党国体制、权力网络和地方自治体制共同构成的威权政治体制。通过参与地方选举，部分本土精英开始组织起来，并与青年知识分子相结合，挑战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街头，在警察、宪兵与党外分子、抗议民众之间，流血冲突屡见不鲜。

长期的挑战，推动了国民党当局开启政治改革，并以20世纪80、90年代的民主化转型为阶段性成果，最终凝练成了最能打动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维护台湾的民主价值”。这也是任何试图执政台湾的党派，都必须不断宣称和坚守的正当性来源。

发生在香港的大规模冲突，被有意化约成了“一国两制”的具体表现，并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刻板印象互相补充。原本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一国两制”，以最糟糕的方式，与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重叠了起来。于是，台湾社会将自身代入到了示威者的角色当中，为暴力行动寻找合理化依据，斥责试图维持秩序的政府与警察。这样的民意，自然而然被选战中的台湾政治人物所捕捉到。

价值理性与选战战场的圈定

如前所述，表现为民主价值的意识形态正当性，是台湾所有政治行动者都必须重视的面向。然而，基于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越重要，价值理性在该社会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就越占据重要地位。此时，该社会的民众就越倾向于从某种价值观/意识形态出发来看问题。

对台湾社会而言，旁观乃至参与社会运动都是司空见惯之事。与国民党威权当局的漫长冲突与妥协后，台湾社会逐渐形成了具有“忠诚反对”特征的社会运动模式：社会运动的挑战者与被挑战者，都声称自己坚守着民主价值，挑战者一般不挑战现行政治体制，政府和警方则主要负责维持秩序。

在有些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为了避免擦枪走火，社运干部与执勤警官之间，还会保持信息沟通的顺畅。这形塑了台湾社会对社会运动的观感：社会运动是有秩序的，是“好”的、“对”的。

然而，在反修例风波中，台湾社会看到了警方的武力清场，将秩序的破坏归咎于政府的回应，认为这是一个“不好”“不对”的事件，同情那些同样使用民主价值话语的示威者，却忽视了这是一场具有极其强烈的“非忠诚反对”性质的行动，几乎必然会招致政府的严厉回应。

只问立场的同情，为蔡英文合理化其强硬的两岸路线提供了绝佳机会。2019年初，蔡英文断然拒绝“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早年的“白玫瑰”摇身变为“辣台妹”。特别是在充斥着暴力、破坏和族群攻击的夏秋季，随着香港警方回应强度的提升，蔡英文从落后接近9个百分点，逐渐逆转为10个百分点以上的巨大领先优势，并一直保持到终局。

回顾这一过程可以发现，反修例风波圈定了台湾2020选战的战场，一方得以扬长避短，而另一方却不得不以弱击强。对蔡英文和民进党而言，强调“亡国感”、打意识形态对抗恰恰驾轻就熟。将“一国两制”议题意识形态化，为的是诉诸选民的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拷问的是“对不对”“好不好”而非“合不合算”。蔡英文的强硬表态，不仅巩固了深绿基本盘，还迎合了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收割了大量中间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的支持。

对于韩国瑜和国民党而言，选战中的策略选择被局限在了一个十分逼仄的范围内。更倾向于两岸往来与经贸发展的国民党，此时已难以引发选民“合不合算”的思考，“货出得去、人进得来、高雄/台湾发大财”不再能让中间选民有共鸣。

在趋同化的意识形态话语论争中，即使韩国瑜跟风表态、对“一国两制”喊出“over my dead body”，也不过是重复了民进党的话语，终在本土意识站队表态的2020选战中惨败。

选战泛意识形态化及其影响

面对政治危机，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选择了强化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并成功连任。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乃至操弄，固然加强了政党的选举能力，但一旦泛意识形态化格局成为现实，不仅会阻碍台湾社会的累积性发展，还可能会导致特定意识形态的愈加激进。

在520就职演说中，蔡英文没有提及“九二共识”，并再次拒绝“一国两制”。这样的表态，延续了对“反中”民意的呼应，并将绩效表现聚焦于防疫、社会照护与产业发展等治理层面。可以看出，蔡英文不再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视为其政府绩效表现的组成部分，而是将其转变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宣示窗口。

当民进党当局的绩效表现较好时，这或许可以在“狂热”与“理性”之间构建起微妙的平衡。但这样的平衡十分脆弱，远非长久之计。泛意识形态化的风险不会止步于必将愈加高涨的本土意识诉求，一旦台当局绩效表现下降，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就会摧毁这一脆弱的平衡，狂热的民意可能不再愿意接受一个不够强硬的当局，即使当局其实想要缓和局势。届时，无论是寻求包括美国在内的第三方的实质介入，还是选择更加激进的路线饮鸩止渴，都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因素。

成为口号而非公共物品的“和平稳定”，对两岸关系发展、对两岸人民福祉都非益事。

作者是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师

台湾社会的剧烈反应，既来自政治人物的运作，更源于特殊的历史记忆。从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到1987年民主化转型，台湾社会经历了剧烈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变迁，留下了深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