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跨国食品公司达能利用新冠危机加快向“使命企业”转型，其CEO确信，对更广泛利益相关者的承诺将使公司更具韧性。

Sports Direct和Primark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刚爆发时表现差劲。

母公司Frasers Group明显的机会主义，强化了运动休闲服装零售商Sports Direct糟糕的企业形象。Primark发现自己成了活动人士的攻击目标，这家快时尚集团被指在英国进入抗疫封锁之际取消订单，惩罚发展中国家的服装工人。

消费者的社会意识日益增长似乎表明，他们应该会惩罚那些在新冠疫情期间似乎把利润放在目的之上的公司。然而，当政府允许英格兰的非必需品商店重新营业时，门外排起长队的商店就有Primark和Sports Direct。

类似地，亚马逊(Amazon)高居新冠疫情期间市值增加最多的上市公司排行榜的榜首，尽管它不得不驳斥将利润置于员工安全之上的指责。

怀疑者将会感到高兴。手头拮据的消费者的理性反应似乎是按照价格（从低到高）对产品进行排序，而忽视关于环境或社会成本的有价值的警告。2008年金融危机后，类似的反应刺激了折扣店的增长。

在企业层面，生存也成了头等大事。世界上最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举措，不会填补停飞飞机的座位，也不会弥补剧院关门损失的门票收入。大多数投资者的优先考虑看起来同样清晰。上周，我收到一位首席执行官的来信，他感到欣慰的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获得了股东对一项可持续发展倡议的支持，而不用现在去面对投资者反对的风险。

然而，根据这场危机非同寻常的影响将企业目的斥为无用的废话，还为时过早。

微软(Microsoft)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突出的上市公司排行榜上名列第二。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最近被问及，这场危机是否应该促使公司从议程中剔除目的？恰恰相反，他在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的“公司的未来”(Future of the Corporation)峰会上说：“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现在是时候重访……公司的社会目的”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

法国食品跨国公司达能(Danone)利用新冠危机，加快向“使命企业”(entreprise à mission)转型，设定了长期的社会和环境目标。最近，投资者以压倒性多数批准相关计划，拟将企业目的写入公司章程，并建立一个治理架构以进行监督。达能首席执行官伊曼纽尔•费伯(Emmanuel Faber，见文首照片)告诉投资者：“你们刚刚推倒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一座雕像。”他确信，对更广泛利益相关者的承诺，将使该公司在动荡的“新冠疫情世界”中更具韧性。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正在考验企业的价值观。在危机早期庆幸自己拥有强大企业文化的一些领导者，现在却在竭力应付以往不堪设想的取舍。

我和另一位商界领袖谈过，他描述了员工们在得知自己将被裁员时的苦涩感受——其中一些人是最近才加入的，受到公司由目的驱动的使命的诱惑：“一方面，我们必须拥抱和安抚人们；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

这不是一种新的两难困境。需要裁员以确保整个组织的未来的说法，对于那些不会是这种未来一部分的人来说有些空洞。但是有一些人类的、人性化的方法来裁员，让人们参与决策过程，并且对不确定性和牺牲展示诚实、清晰的态度。

艾玛•马塞加利亚(Emma Marcegaglia)是意大利一家从事钢铁业务的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她表示，新冠危机让她的公司意识到，其对员工的责任超出了正常的公司界限。她在英国国家学术院峰会上表示：“人们希望从我们这里了解他们如何保住工作，但他们也想了解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他们、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健康。”

这些选择不是二元或简单的。所有公司现在都必须权衡其经营许可可能面临的风险。Primark回应了对其关闭商店的批评，拨出资金支付从孟加拉国到越南等国工人的工资，并承诺追加订单。Sports Direct门外的长队因医护人员的加入而更加庞大，他们渴望享受向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工作人员提供的为期一天的折扣。

Sports Direct的碎花裙（3英镑，原价29.99英镑）很便宜。谈论目的甚至更便宜。但是折扣零售商并不是2008年后唯一风生水起的。破坏性的对企业缺乏信任也愈演愈烈。这种不满加剧了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紧张。仅这一点就构成很好的理由，促使目的导向型公司在适应新冠疫情世界时，加强他们改善社会的承诺。

译者/裴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