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以中国作为对象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研究，已经经历了几代人的变革。

第一代，苏联影响下的中国研究，受极权主义范式制约；第二代，以美国为主的中国研究，沉迷于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第三代，以欧洲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研究，试图理解中国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互相牵制、互相促进的进程。

随着中国的开放，大批中国学者与海外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者，逐渐形成了有效的交流和对话，打破了固有的学科和范式的窠臼。

2019年发生的冠状病毒疫情，给中国研究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与生物学、病毒学这些“硬科学”相比，中国研究的贡献并不是不言自明的。

社会学研究并不像自然科学一样，能够在提供解药方面时不时地放出振奋人心的、实在可见的新成果。社会科学强调暴露现有的体制弊病、社会不平等、极端情况下的人性丑恶、谣言和虚假信息对舆论的控制等。正是冠状病毒这样前所未有的危机，给中国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平台。

追求确定性是人类的本性。冠状病毒最危险的不是它的致死率，而是它的不可控，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不确定性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由此引发的哄抢购物、盲目听信谣言、污名化某些社会群体、网络霸凌，这些后果比病毒本身更为致命。因此，将解决病毒问题的重任，全盘交付给自然科学研究者，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们对冠状病毒的认识还处在非常粗浅的阶段，连科学家都是如此，政客更甚。可以想象，民众对于知识的匮乏，一旦被政客利用，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动荡。对“零号病人”对追踪，充分体现了抗疫背后的政治博弈。我们从对爱之病的“零号病人”的追踪的历史可以看到，想要科学地寻找到真正生物学意义上的“零号病人”无比困难；而这一过程已不再是单纯的科学讨论，而成为种族歧视、性取向歧视的帮凶。

冠病疫情中，一些政客出于政治利益，把疫情作为政治投机的砝码，推责乃至火中取栗。这种背景下，“零号病人”的追踪早已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科学家不厌其烦地屡次澄清，也不能消除“病毒产自实验室”这样的阴谋论。

更有甚者，一些学术交流平台也沦为政治的角斗场。在疫情初期，各大出版社就开放了预印本论文，以便为危机状态下的科学研究提供便利。学者也积极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发表研究成果。但冠状病毒却也恰恰暴露出了这种研究的弱点：一些研究者急功近利，以吸引眼球的方式扩大知名度，甚至在研究中带上政治色彩，成为散布虚假信息的帮凶。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关于病毒如何传播、如何变异、人体免疫力如何应对这些变异等问题，科学家终将会有明确的答案。然而，针对冠状病毒的社会学研究，则须要更多时间。

目前，在西方一些人眼里，中国仍然被普遍认为是病毒产生的源头，因此很多社会学研究不免要涉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冠病疫情与中美贸易战交织在一起，对中美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民间的互相指责，已经发展为外交场合的口水战，阻碍了国际社会在对抗病毒上的通力合作。

庚子年，天灾、人祸相互叠加，相互影响，让人嗅到了世界末日的气息。在这样的时刻，媒体更乐于推波助澜。这不奇怪，因为制造热点、吸引眼球是媒体的本质。

作为严肃的中国研究学者，既不应该跟风起哄，更不应该忘记，学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无论出于合法化某些政策的目的，还是出于对学术的纯粹追求，都有可能对政策产生影响。与其被动地被政客为了证明其政策的正当性而采用，甚至刻意曲解，不如抓住机会，主动影响并参与政策制定。

历史不止一次证明，在某个细节上的误判，有可能导致一场大的军事冲突。学者和智库是阻挡在战争和群情激愤的民族主义者中间的一道防线，他们的小心求证，可能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灾难。

在中国，政治与国际研究这样的学科，由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处于一种孤立于世界的地位。国内和国外的研究如同两个平行世界，按照各自的范式运行，彼此鲜有交流。

诚然，一些西方学者确实借力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霸权，以推广民主之名，实为霸权正名。这种学术话语的不对称性，导致中国的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很难进入国际语境。虽然有像秦亚青之类的著名学者，力图寻求建立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但大量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仍然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同时，应该承认的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尚处于学习外来的阶段。想要在国际上建立起话语权，须要完善现有的评估制度，让好的研究受到尊重。在中国问题研究中，意识形态问题是现实的存在，但是，意识形态不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桎梏，更不应该成为学术界互相厮杀的动机。反之，学术研究应该成为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中国的国际问题学者，应该以自信的气度、开放的胸怀，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与西方学者进行有效的、建设性、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对话，逐渐建立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

（作者是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