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袭击全球。中国以特有的“公有制”、政治集中为基础的举国体制迅速集结人力、财力与医疗资源，以几乎不让一人遗漏的地毯式防治防控机制短时间内击溃疫情。现由湖北而全国的疫情已得到根本控制。这给中国现有的政制，在新形势下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国体支持证据。

但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及欧盟等西方国家之间的体制芥蒂也由此进一步凸显出来。欧盟认定中欧之间是制度性竞争对手。欧洲议会于6月19日通过谴责中国香港国安法决议，认为如果中国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欧盟应把中国政府送上国际法庭审判。

美国对于全球疫情的防、控、治几乎毫无建设性作为，美国国内正由严重疫情陷于全面社会危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无意采取与中国合作的姿态，相反却加剧了叠加在贸易战层面上与中国之间的隔阂、纷争与冲突。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严重撕裂。

北京在全国人大13届3次会议上通过了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与执法机制的决定，为主动管治香港走出重要一步。此不但引起香港反对派的激烈反应，特朗普也立即表示要因此制裁香港与中国内地有关官员，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地位，禁止部分中国内地企业与个人入境美国。出于针对中国，特朗普宣布停止向世卫提供经费，退出世卫组织。

但现在中国自然已不再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积贫积弱任由西方豪强（8国联军）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且肆无忌惮劫掠与焚烧圆明园时的中国。《道德经》上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针对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行为，中国不再忍声吞气，选择了针锋相对。基于现国家政制与诸多现实和发展利益的对立，中美之于全球发展利益及现实影响（领导）力的竞争，已不可避免。

中国在3000多年之前的西周时期业已建立起相当于现美国联邦制的国家政制，完整国家建制迄现历经近5000年，从哲学、文化、政治、科技、经济上都有独立自主的完整文明演进体系。只是在15世纪以降由欧洲人主导的第一波全球化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由于国家治理其中的法治进程与全球视野的严重缺失，以致落后于西方文明体系，而由此付出了蒙受欺辱、劫掠的惨重代价。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充分认识到了自身与西方文明的明显发展差距，便而主动融入全球发展体系，现尽管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也刚起步，但其前进的步伐已不可阻遏。

应当说，中国的崛起是人类整体文明的自然生长过程，而美国在本质上局限于经济与军事霸权而在于现实利益的获取和巩固，中美之间表面上看是经济、政治与军事利益上的对立，实质上是人类文明体系的竞技。

利益冲突、制度冲突、个性冲突，是人类社会当今面临的三大根本性冲突，制度冲突尤其是产生持续性剧烈冲突的重大因素。

那么，如果没有了制度冲突（隔阂），诸如中美冲突与香港问题，是否就不会存在？人类是否能够找到一种生活与发展制度，将个性与利益冲突囊括在其中，让个性与利益冲突的协调变得比较容易？

资本主义自从来到人间，以“天赋人权”原则下的个人存在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经济上，全面实行私有化和私有产权保护，建立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与法律运行机制；国家治理上，设置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制衡，实行根本性的司法独立与言论和思想自由；政治制度上，实行多党制，任何一个政党均只不过是处于国家权力之下而不可能成为之上的政治理念组织（派别）。“天赋人权”以对于人的生物属性的个体差异存在和劳动尊重为前提，由无人不在其下的法律设定以均等保护人的个性创造及其权利行使，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有序流动和生长。

在近400多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历经不断自我完善，从自由无序到跨国垄断（列宁:帝国主义），在20世纪中叶产生了福利资本主义，现发展了社会资本主义。英国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指出：在迄今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制度能比资本主义更优越，资本主义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准。

近现代“标准”社会主义的鼻祖是德国人马克思。马克思在本质上与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具有类似的思想特质，是一个具有很高综合思考能力而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政治思想家。孔子生活的时期，处于由整个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封建制转变的过程，他系统地编辑了在他之前的几乎全部中国历史文化典籍，创设了承先启后的儒学思想文化体系。

马克思生活于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而带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19世纪欧洲。当时，商业的迅速发展与社会财富迅速地从全球各地聚集到欧洲，人们的认识观念并社会矛盾发生着深刻地变化，地主与农奴、雇主与手工业者之间的关系，迅速地由资本家与产业工人之间的关系所取代，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从生产关系中独立了出来，作为货币资本成为了具有主导力量的生产要素和社会制约力量。马克思深入地思考和分析了商品、货币、生产力、社会矛盾、私有制之间的一系列内在关系。

马克思试图找到系统阐释这一系列复杂社会问题的原因并找出解决方案。他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方式及由其相应的政治运行体制，并结合近代社会主义学说与共产主义观念的理论萌芽，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社会（共产）主义建构学说。

马克思的学说建立在由哲学、经济学、社会革命与社会理想相结合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基础上，以“完整”和“严谨”的姿态出现，在当时，是一个无可匹敌的社会改革理论及实践指引，令在欧洲及全球的许多无产者、社会改革者或者思想家惊呼、狂喜，也有惊恐。乃至于迅速淹没了许多零碎的、不成体系或者说还来不及对于人类当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有进行系统性思考并理论建构的社会改革主张，许多还来不及进行深入、系统思考的社会改革者和学者，一时间完全没有了招架之功而只好落荒而逃。

马克思的理论建构沉重地打击了——究其根本，是在市场化、法治化、社会综合治理能力还十分欠缺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差一点就彻底摧毁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建构框架，自以为已经找到（解决）了人类生活的根本性制度出路。

但实际上，不但没有，而且将人类引入了一个重大的误区——那样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可能建成，即便在某些区域予以强制性建立，也只能是一个在根本上违背了人类自然属性的反动。这种制度设想，与人类的生物属性发生了根本性冲突，不可能为人性所接纳和支持，相反为人类的基本生物属性所排斥。

马恩学说之所以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倚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望找到中国贫弱的原因并志以改革、图强，另一方面又根本还没有能力进行如马克思那样地去系统、深入思考社会因果与改革方法，或者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根本没有条件得以产生这样的集成思想大家。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产生了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以农业、小农经济、手工业作坊为经济主体，尚未形成大规模或者说比较成熟的商业生产体系，而且封建专制体制紧锁着人们的创造力，到处都是无知无识甚至缺乏人性起码自觉而汲汲于生计的广大民众。

中国现今的治理体制，既源于传统历史人文滥觞，也由于在19世纪之后遭受西方侵略的记忆与20世纪上半叶中日战争并国共内战之后的国家政治演进，更有马恩学说的浸润，可以说，是一个既有戒备于西方政体而又采纳了其中部分先进治理元素的综合体。

人类发展现实，已促使“标准”资本主义逐渐完善而不再“标准”，也促使“标准”社会主义不断改革而不再原来。而且，现今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可能会已是一个终极版本。

中国必须要由全社会充分自由地去培育像华为这样奔赴全球开拓市场的全球性企业。这是自由的力量，这是中国全面崛起的必要条件。创造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源于人民。必须彻底打破国有土地与资产垄断，把企业兴衰彻底交给市场，让企业充分自由竞争，根本铲除利益垄断者和既得利益者赖以寄生并非法获利的土壤。让在“社会主义”名义之下对于资本和个性天赋的困扰，对于经济利益的非法性占有与由政治集权之下对于个人自然秉性的妨碍，得到快速有效地破解，为广大民众充分实现自我幸福与民族快速崛起的努力赋予根本性制度支撑。

中国由“天下大同”的儒家认识理念一脉相承，力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现正与逆全球化力量处于肉搏状态。在人类社会，自由市场、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是治理探索迄今最为成功而可行的发展机制。这既是之于一国全面释放社会生产力的惟一可行正道，也是全球治理秩序建构的惟一正途。这无论对于中国与美国，自然不会有任何例外。

与中国在改革开放理念之下进行不断自我革命的进取相比，有关西方传统体制也已经日益显现出其狭隘与利益固化的故步自封。人类社会无论如何风诡云谲，中国应当切实执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兼纳谦卑，以更高的哲学思想品质与国家治理兼容体制，全面内化人类先进治理元素，为民族兴盛，为全球治理正途，积极探索与实践人类健康、有序生活的优质文明治理机制。

（　作者：黄元   北京学者、牛津大学全球领导力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