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之后便很快又出现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宗教冲突时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与历史上的宗教冲突，不同的地方在于作者在宗教（文明）之上加上了世俗的“民主”（认同政治）因素。例如，亨廷顿认为，中国和日本不属于同一个文明，因为日本已经是民主国家，属于“民主”文明。

这种以世俗现象为核心的认同政治，在冷战后变本加厉。九一一恐袭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开启反恐战争，提出了“要不和我站在一起，要不就是我的敌人”的原则，在国际上塑造“民主价值同盟”。到了奥巴马政府，美国不怎么强调所谓的“价值同盟”了，但其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则成为“价值同盟”的狂热的提倡者。

基于“民主”之上的认同政治

今天，围绕着中美关系、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基于“民主”之上的认同政治，俨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了。

瑞士《金融经济报》刊发的由苏黎世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沃特（Joachim Voth）撰写的一篇题为《瘟疫与体制竞争》的评论，便是认同政治塑造的典型。这位学者曾经在今年早些时候（3月）提出，只要中国人继续贩售、食用野生动物，西方国家就应该限制中国人入境。这次，沃特再次提出，只要中国不民主，就无法保证能妥善应对下一场疫情，因此西方国家应该限制中国人入境。

沃特注意到，疫情暴发之后，欧洲不断有人赞叹中国的“专制体系”，能够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强力措施，取得了比西方国家更高效的防疫成果。但作者认为，中国的事例不能说明“专制”的有效性，因为俄罗斯、伊朗这样的专制政体，在此次疫情中一败涂地。

尽管欧美国家在应对冠状病毒疫情过程中，也宣布了紧急状态，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了诸多限制，但民主制度凭借着毫无保留的反思能力、政党竞争、言论开放，总是能够比体制竞争对手更快地找到自身问题。

民主是一种具有极高学习能力的体制。在需要全体民众做出牺牲和奉献时，具备民选合法性的政府是无可替代的。历史的一大教训就是：长期而言，民主总是优于专制。作者对西方开始流行的“民主怀疑论调”忧心忡忡。这无可非议，但是作者把这种担忧，转化成为对中国“专制”的批评和谴责，便是“认同政治”在作怪了。

实际上，这种妖魔化中国来强化西方民主认同的做法，最近一段时间开始盛行起来。

在美国，强硬派和保守派政治精英，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国会议员，干脆用“中共”的概念来替代“中国”，其用意不仅仅在于人们所说的，分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联，更在于把中美制度的不同，视为是中美冲突的根源。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19日以视频形式，在丹麦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议上所做的“中国挑战”的致辞堪称典型。蓬佩奥批评“中共”敌视民主价值观，威胁到世界各国，呼吁欧洲盟友不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而是在“自由与暴政”之间作出选择。

英国政府提议为了应付中国的5G技术，用“10国民主集团”或者“10国民主联盟”（D10），来取代原先的“七国集团”（G7），即在原来的七国基础上，再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

据韩联社消息，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6月15日表示，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组织”（GPAI）当天正式成立。德国、法国、新西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墨西哥等14个国家加入该组织。GPAI旨在基于“人权、包容、多样性、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利益”的原则，解决人工智能领域热点问题，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从英国和韩国的动作不难看出，这些国家基于认同政治（对民主的认同）把中国排除在外，或者把中国直接置于对立面。

很显然，认同政治已经从社会个体、群体上升到主权国家对自身的认同，对他国的排斥。正如前面所阐述的，认同政治和冲突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如果认同政治在一个社会内部已经导致了无穷的冲突，认同政治也必然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并且，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把世俗价值宗教化和道德化的认同政治，所导致的冲突和战争，具有更大的暴力能量。

可悲的是，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今天世界的大趋势便是认同政治的强化。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的世界，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精英，都已经陷入了认同政治的陷阱，并且陷得很深。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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