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高考冒名顶替为何备受关注？和科举类似，高考是国人最普遍的阶层通道，也是软阶层社会关于平等的最后遮羞布。

苟晶，陈春秀，王丽丽……

这几个看起来平淡的名字，背后有大起大落的人生。她们是最近几年媒体新闻主角，共同点之一，都是经历了多数人想象不到的命运——高考上榜却被冒名顶替。

这件事引发了社交媒体不少讨论，从人性、制度等方面多有人谈及。这件事为何如此备受关注？核心在于，它激发了多数人的共情——高考，是多数中国人最普遍的阶层通道。

高考与科举

不少人认为，高考的意义在于选出高分者。

的确，高考之类的考试，更多时候是一个社会阶层筛子，不仅仅是选拔合适的对象，更是在剔除候选者。被选中者，完成阶层跃升或者延续，失败者，阶层下移。可以说，高考竞争的背后，是阶层攀爬。

直到今天，高考在中国的意义，不仅仅关于教育，更关于阶层。而且，很大程度上，高考是中国中下阶层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的阶层通道。

不仅中国，放眼整个东亚社会，都有类似的考试焦虑，一考定终生的思维定式，曾经统治多数人的心灵与生活。

可见，高考的重要性，已经随着历史文化积累，内嵌到东亚社会方方面面，从结构到肌理，都有涉及。

高考的内核，部分脱胎于科举。科举制度与中国历史转型密切联系。中国历史数千年中，从秦汉帝国开始，完成大一统构建。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建设起步较早，郡县化瓦解了原本的封建贵族势力。这意味着需要大量官僚系统。秦汉之后，魏晋时代是世家大族占优时代，高官显贵，往往被大家族垄断，即使曹丕做了“九品中正法”，仍旧难以摆脱重家世的影响，因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说法，也就是说，寒门难以出头，士族很难沦落下层。

隋唐之后，世家大族瓦解，科举制度出现，伴随着皇权对于贵族集团的压倒性优势。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唯才是举的观点深入人心，门第不再重要。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甚至亲自进行殿试。表面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舞弊，使得入选者都成为天子门生，“向者登科各级，多为势家所取，塞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

如此一来，皇权为科举的公平保驾护航，士大夫以科举为人生晋升之阶。科举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直到清末才取消。

到今天，科举的形式虽然去了，但是科举的精神仍旧在。法国哲学家福柯说，知识是权力的一种，而考试也是权力形式的重要体现；正是通过考试，我们得到了作为权力的知识，也成为“可算度的人”。

如何客观评价科举制度？很多人认为弊端在于考试内容，比如看重八股之类。其实比起内容，科举制度本身更耐人寻味。

曾谈过，科举制度设计中，平等是主要动机。科举制这样的选拔制度，客观上为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与精英培养奠定基础；同时，也造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精神。结果是，读书人以科举为核心，自甘成为皇权的陪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