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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美国著名金融家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的传记，他在中国清华大学设立了“苏世民学院”。看完之后，对书中美国政治部分印象深刻。

个人兴趣使然，笔者对书中金融活动部分兴趣不大，感兴趣的是苏世民受特朗普委派，参与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贸易谈判等活动。尽管苏世民用词谨慎，但字里行间已显露出他对特朗普厌恶的态度。

原因很简单，他的成长是典型的传统美国梦路线，身上集中体现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包括他召集那些美国商界精英，他们对特朗普朝令夕改、背信弃义的做法是不认同的。用书中的话说，“对很多人来说，参与这样一位总统的事务让人无法容忍。”

特朗普当选后，委派苏世民召集美国商业顶级精英组成论坛，为他发展经济出谋划策。但是，当2017年美国弗吉尼亚州“新纳粹团体”和“安提法”（Antifa）团体发生剧烈冲突时，特朗普的态度引发巨大争议，很多人在道义上无法接受特朗普的做法。

这些商界精英想退出论坛。苏世民出于礼节，想在解散论坛前告知一下特朗普，结果特朗普得知后，提前宣告解散论坛。这样的做法，大家了解后自有评论。

苏世民在书中介绍了特朗普当选后组阁的特点。第一是封闭，他不是通过传统的外交和政府渠道与外界联系，即便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不确定如何与他沟通，有2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高级部长联系苏世民，希望他能帮助他们了解特朗普。作为一个世界头号大国领导人，身上充满了不确定性是件可怕的事情。

第二，反智主义，不尊重专家。特朗普让苏世民组织“战略与政策论坛”名单时提了要求，删除其中的外交政策专家，特朗普自负地说他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得外交政策建议。从特朗普上任以来，包括美国疫情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与特朗普不尊重专家，包括美国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的意见有很大关系。

尽管苏世民协助加拿大与美国贸易谈判成功，但这种谈判不是盟友的互利合作，而是加拿大在美国巨大压力下所作出的最大妥协。苏世民劝告特鲁多，达成协议，避免经济衰退，还有机会推进政治生涯。特鲁多表示这样很难，但是他会照此行事。特朗普的做法只是取得表面上的胜利，其盟友只是屈服。

所以，苏世民劝特朗普要注意盟友。他说，美国正与亚、欧和美洲产生多边贸易争端，到处树敌，以一敌众。美国经济再发达，也只占全球经济的23%。万一有那么一天，占世界77%经济体量的世界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对付美国，美国怎么办？

今天疫情下，种族问题引发的群众示威在美国社会造成分裂，州长、政府高官和前高官、共和党精英都公开站出来反对特朗普，已充分说明在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而权力主要集中在外交上的美国总统作为，让世界范围内对立面再联合起来，美国面临的形势会更为严峻。

再回到本文主题，为何说是典型美国梦遇到另类美国人，前文所述特朗普言行，充分说明特朗普与传统美国价值观的背离。

苏世民是典型的美国梦实现者。他出身于美国中产阶层家庭，毕业于美国名校，通过个人努力，在金融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在个人事业取得成功后，按照美国社会“业而优则教育和慈善”的传统，他在全球投资教育，致力于提高美国的人工智能领先地位。他还于2013年个人带头捐了1亿美元，在清华成立了“苏世民学院”，吸引全球优秀学生来清华学习，师资也是全球化的队伍。此举得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祝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都发来贺信。

奥巴马在贺词中说道：“纵观历史，教育交流再造了学生，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回顾中美自上世纪70年代末建交以来，是从教育交流起步发展到今天的经济规模，对双方而不是某一方都带来了巨大利好。所以，在中美关系得到再审视和充分讨论的今天，包括苏世民学院在内的中美教育交流，需要得到保障和发展。从长远来说，这对中美两国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苏世民之所以分享他的人生故事，因为他觉得他的故事可以给人启发，可以激励人奋进，这是典型的美国梦故事。他在书开头列举了25条工作和生活原则，其内容和以往充斥市面上的美国成功学理念并无二致，比如要做大事，要注重形象，重时守诺，敢于给自己钦佩的人写信，要求见面得到指导等。

给笔者印象深刻有一点，“解决问题的途径常在于你如何解决别人的问题。”这是典型的美国成功理念，事实也确实如此。生活中我们确实要这样做，才能给自己带来不断突破和发展。问题是，纵观特朗普今天的作为，与这25条中对外部分大多不相符，完全是另类美国人。

以往美国梦之所以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前往美国，就是因为有太多苏世民这样，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不同程度成功的故事。

而今天的美国，美国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的《独自打保龄球》和《我们的孩子》、两届普利策奖得主赫德里克·史密斯的《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等著作，都说明美国病了，美国社会两极差距拉大，阶层固化。这也是特朗普民粹主义崛起背后的社会基础。

再加上美国社会今天的领导力弱化，苏世民这样的典型美国故事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将直接折射美国社会发展的健康程度。

作者是中国南京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