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漫游

全球化同时带来好处和坏处，我们过去几十年已尝到其甜头，刻下正在为其副作用（包括各种社会问题和当前的冠病疫情）买单。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在执法时致死黑人弗洛伊德，在全美各地引发“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示威、打砸抢烧和警民冲突。示威活动甚至像病毒那样席卷西方多国，从伦敦到巴黎，从阿姆斯特丹到罗马，从东京到悉尼，似乎整个西方社会都为弗洛伊德之死义愤填膺。

各地示威者游行高喊“我无法呼吸”，单膝跪地9分钟（弗洛伊德脖子被警察单膝压住9分钟后死亡），还给塑像涂鸦，甚至将之推倒。推倒塑像对反种族主义具有象征意义。塑像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由胜利者所书写。在欧美历史中，胜利者就是白人，而且他们多多少少跟种族主义扯上关系。例如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是奴隶主，带领英国打赢二战的首相丘吉尔，发表过种族主义谈话。在当前反种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仰视这些塑像，被认为是向白人至上主义低头。

平心而论，种族和肤色观念存在于所有人的思想当中。我们或多或少会以肤色取人，因为我们头脑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其实不强，所以必须依靠最直观的视觉。美国有统计学家通过统计法得出结论，一个普通美国人平均认识290个人，当中只有10个到25个是他们可以信赖的好朋友。要处理个人的社交圈子和更大的想象的共同体，我们将实际接触和听闻的人，按一些标准分门别类，肤色是其一，其他还有宗教信仰、收入、教育水平、文明程度等，方便区别亲疏。

因此，古代中国将外族分为蛮夷戎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体现了按宗姓区别亲疏的古老观念。人类从原始社会逐渐发展到封建、帝国、工业化时代，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日趋复杂，也造成肤色、信仰、文明之间的隔阂，甚至冲突。不管是美苏冷战，还是中美博弈，也有某种程度的“我比你优越”心理。

白人至上主义在欧美社会向来存在。欧洲人开拓美洲大陆时，几乎将印第安人和玛雅文明消灭殆尽。同样地，英国人殖民统治东南亚时，采取了种族主义政策，对各个族群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优生学等理论出自欧洲哲学家，在二战时被用来合理化种族主义。虽然当中的极端思想在二战后遭到唾弃，但其实已融入许多白人至上主义追随者的血液之中。所以西方国家总喜欢以西方文明教化世界，要其他社会采用西方制度。

事实上，美国白人自认为比黑人优越，在基因遗传上就是个伪命题。欧洲人登陆美洲，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种植棉花，但这些地区疟疾和黄热病肆虐，他们对这些病没有免疫力。他们在非洲殖民地的黑人却有免疫力，染病的死亡率较低，所以将大批黑人奴隶卖到美洲帮他们种棉花。非洲黑人事实上拥有比较优越的疾病免疫力和基因遗传，却成了白人的奴隶。这当中的原因更复杂，但肯定不是因为种族优越。

虽然我们更常看到美国黑人受歧视的报道，但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在欧洲也相当普遍，英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都发生过黑人和原住民遭警察暴力致死的案件，非白人遭受歧视也是长期问题。如今冠病疫情蔓延全球，当地亚裔面对异样眼光、歧视，甚至暴力的问题都有所增加。这一次美国BLM示威蔓延多个西方国家，又与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左右翼对立等问题日益加剧脱不了关系。全球化同时带来好处和坏处，我们过去几十年已尝到其甜头，刻下正在为其副作用（包括各种社会问题和当前的冠病疫情）买单。

冷战后的全球化，带来资本和精英人口的自由流动。拥抱资本自由的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但也出现越来越多社会问题，如不平等、腐败、个人权利不足等。资本坐大后，政治听命于资本，无力纠正不平等问题，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社会充满怨气和戾气。这种情况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越发明显。在欧美社会，中产阶级萎缩，低收入群体扩大，黑人又成了弱势中的弱势，许多人逐渐感到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

过去20年来，世界各地社会不平等问题频频引发示威和冲突。互联网的普及化理应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但社交媒体所塑造的信息茧，却使得社会日趋两极化，一条导火索便足以点燃不同社会的共同引爆点。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无法有效解决不平等问题，这类示威及冲突恐怕只会更频繁。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该有示威诉求。事实上，年轻人积极提出诉求是好事，他们是在争取改变他们的未来。保守派满足于现状，认为现状是最好的，也是对未来最好的安排，即使要变也只须微调；理想派、年轻人则希望未来可以更接近他们理想中的世界。随着年龄渐长，理想派变成保守派，但社会又有新血加入理想派。过于理想不一定是好事，但适度的理想主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所在。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