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社会契约渐渐的只是基于自由这一意识形态，而不再是传统上的自由和平等。美国社会向“自由”高度倾斜，当然是精英阶层之所欲，美其名为小政府大社会，实际上就是要减少政府的约束与干预。这一来自然大大牺牲了平等。

美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威廉·詹姆斯·杜兰特（William James Durant）夫妇，在1968年出版的《历史的教训》一书中谈到自由和平等时说，自由和平等是天生一对永久的敌人。若其中一个完全胜出，另一个必定宣告死亡。如果让人们完全自由，他们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情况就像19世纪实行放任主义的英国和美国一样。

他们说，要遏制不平等的增加，就必须牺牲自由。但即使像1917年后的苏联那样压制自由，不平等还是继续存在。结论是，从生物学角度看，平等只是乌托邦，事实上，人人生而不平等。经济能力差的人希求平等，而那些自觉能力比人强的则渴望自由。和气的哲学家顶多只能期望，做到近乎平等的法律正义和教育机会。

历史学者把事实摊开来说，与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革命人权宣言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完全相反。这也即是说，不管是什么社会，都须有政府适当的干预，才能取得某种平等。就此推论，不平等现象越严重，就必须有越大的干预力度；否则，终极发展就是一个人吃人的丛林社会。

杜兰特认为辩证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工业革命后有了资本主义（正），又有了社会主义（反），结果应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合）。用书中的话说，“社会主义因害怕资本主义而不得不扩大自由，资本主义则因为害怕社会主义而不得不增加平等”。睿智的历史学家还说：“一个所有人的潜能都能得到发挥的社会，在不同群体竞争中将拥有一种生存的优势。”

新加坡的公共建屋、公共卫生、公共教育都带有社会主义成分，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措施和财政转移帮助低收入阶层，又通过技能培训或提升，帮助贫困家庭脱贫。今天的新加坡，不正是上述正反合的思辨结果吗？而令人惊讶的是，政府现在大力推行的教育政策（旨在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和杜兰特半个世纪前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又何其神似！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