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彼此关联的。新冠疫情动摇了全球社会的基础，考验我们的合作能力。

本文作者是联合国(UN)前秘书长

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让我有了看待世界的新视角。在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南极洲正在融化的冰川、泰国和巴基斯坦的毁灭性洪水，2011年日本的海啸和美国的桑迪飓风(Hurricane Sandy)。2011年9月，我在南太平洋的基里巴斯岛遇到一个小男孩，他夜不能寐，因为他担心海平面上升会毁掉他的家。

我了解到，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相互关联的。我看到，从危机中存活下来并获得新生，有赖于我们超越国界和国家利益开展合作的能力。而我还明白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将最终决定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无法保持这种均衡，最脆弱的群体将首先遭受最严重损害。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在全球迅速传播，这些教训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今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但也越来越分裂，眼光越来越内向。新冠疫情动摇了我们全球社会的基础，考验着我们的合作能力。

如今，全球领导人正为复苏计划投入规模空前的资金。他们的选择将在未来几十年影响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并决定我们能否呼吸清洁的空气，能否创造可持续的低碳未来，甚至还可能决定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能否生存下去。

当前的疫情非常严重，但未来的挑战将更加严峻——除非我们现在就设计复苏方案来应对这些挑战。空气污染已经显著加剧新冠病毒的影响，并且因为与其他很多疾病有关，它每年直接或间接导致700万人死亡。空气污染与威胁我们生存的气候变化有着很多相同的根源。

同样，COVID-19疫情表明，当人类面对切实且迅速变化的威胁时，哪些事情是有可能做到的。由于政府的封锁措施，空气质量几乎立即得到改善。快速回应和民众普遍遵守表明，如果存在健康方面的迫切要求和政治授权，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

我们知道人们想要改变。清洁空气基金(Clean Air Fund)委托舆观(YouGov)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全球不同地区（保加利亚、印度、英国、尼日利亚和波兰），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公民支持利用更多法律和执法行动来解决空气污染问题。随着各经济体重启，有毒空气的回归只会让一场健康危机变成另一场健康危机。

政府现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再好不过了：他们在设计纾困计划时，可以从结构上推动他们救助的行业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他们可以优先发展绿色就业、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这些措施带来的回报将远远大于投资。

在清洁空气方面，他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一些全球最大城市（包括伦敦和米兰）的领导人已在重新确定城市中心的用途，以利用更清洁的能源和技术。他们正投资于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基础设施，以鼓励我们不开车，更多地步行、骑自行车，或者（从长远看）乘坐公共交通。在各国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这些想法需要扩大和在其他地区复制。

然而，我们可能会错过这个明显的机会。美国和中国等国的政府在新冠危机期间取消了环境限制；继续放松或者只是恢复常态将是灾难性的。

在我的祖国韩国，我们正推行一项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在疫情过后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除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其他目标（如不平等和贫困）之外，我们还希望解决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问题，并将目光投向国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加强与日本和中国的合作，以解决区域空气污染问题。

但这些颇有希望的第一步还不够。今年7月，20国集团(G20)财长将开会评估对新冠疫情的集体回应。9月7日，联合国将组织首个“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International Day of Clean Air for Blue Skies)。人们的注意力正转向2021年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这似乎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各国政府必须抓住这些机会，根据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将清洁空气和气候正义放在复苏计划的核心。

这并不容易，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到。新冠疫情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相比未来的挑战，它可能还只是触及皮毛的小事。为了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我们有责任重建更美好的家园。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