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把美国和欧洲正在发生的现象称之为“历史虚无化”。对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来说，这些现象并不难理解。每当文化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当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时候，所有从前的历史都要被“虚无化”。

历史的“虚无化”并不是说，从前所发生过的“事物”并不存在了，而是今天的人们脱离了当时“事物”发生的大环境和即时的场景，而把它们置于今天的大环境和即时的场景之中。“历史虚无化”的目的，无非就是历史为现实服务。“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现象，在历史学家中很是普遍，可以发生在任何国家。历史学家都很难不去“虚无化”历史，更不用说是常人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虚无历史”是常态。

现实中，历史的“虚无化”并不难理解。在思维层面，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当历史和现实产生关联的时候，人们才开始（有动机）去理解历史，历史才对他们变得有意义了。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认为，历史正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其参照系。这意味着“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的时候，“过去”才为人所理解。

或者说，不仅我们的思想是当前的，我们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我们的当前；没有当前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类似地，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也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有倾向性的历史。

没有多少人会否认，把历史“虚无化”是过于激进的行为。但对激进者来说，这种激进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道德勇气”的表现。如果说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的纪录”，是统治阶级的历史，那么历史实际上就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代名字。因此，“历史”往往通过今天的结构性不平等，把自己呈现出来，并且延续下去。

不难理解，对历史“虚无化”的力量往往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们，即受“系统性压迫”的社会群体。要改变结构性不平等，争取一些平等，就需要有些“道德勇气”。如何获得这种道德勇气？如果人们足够现实主义，就永远也不会产生这种道德勇气。为了获取道德勇气，拿存在主义的概念来说，就要把“历史”做“虚无化”的处理。在“虚无化”过程中，人们获得了日常“斗争”的意义。

“虚无化”产生道德勇气，产生了“革命”性行动，革命又提供了“虚无化”的好机会。因此，一些观察家认为，今天美国和英国抗议者拉倒历史人物的雕像，象征着“范式转移”，意味着白人不能再继续决定历史如何书写了。

哈佛大学教授辛普森（James Simpson）就认为，破坏象征的每每是“革命时刻的现象”“当处于革命时刻，攻击旧建制最快速及稳妥的方法便是破坏纪念物”。这位教授认为，因为“象征”本身具有力量，因此破坏这类物品是强有力的，也有宣泄作用。这类行为早见于古代埃及、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多国纷纷移走列宁雕像；美军2003年攻打伊拉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雕像被推倒。

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原住民福西亞（Mike Forcia），过去一直试图通过官方途径争取移走哥伦布像，但没有人理会。这次，他和示威者只花了两分钟，便把哥伦布像推倒了。弗吉尼亚宗教研究教授施密特（Jalane Schmidt），在过去四年一直在呼吁搬走州内的邦联纪念物，但没有具体的结果。这次如愿以偿，因为近日反警暴力示威者轻易地破坏了这些邦联纪念物，包括李将军雕像。民主党州长已经宣布，将李将军雕像移走。

根绝种族主义的难度

尽管对社会底层来说，历史“虚无化”不可避免，但这种“虚无化”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正是因为历史是嵌入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之中的，无论是推倒雕像还是其他形式的历史文化反思，都似乎难以改变历史。在美国乔治亚州，一直倡议移除邦联纪念物、种族平权组织（Hate Free Decatur）创办人佩特瑙德（Sara Patenaude），在反思推倒邦联纪念物行为时说：“这从来都不仅关乎于纪念物，我们一直认为如果（促成白人至上主义的）体系仍存在，移走纪念物并不足够。”

佩特瑙德说得非常正确。“沒有公义就没有和平”，这是法国巴黎万人集会喊出的口号。但很显然，根绝种族主义应针对的是少数族群所面对的社会经济状况，促成这种变革比单单推倒雕像困难得多。

经验地看，“激进”过后便是“反动”，而“去掉”历史之后便是历史的“回归”。人们几乎可以预测激进运动之后，美国的保守主义必然回潮。实际上，保守主义也开始处于动员状态之中。

6月11日，保守主义的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斯图亚特·瓦尼在节目中表示，目前美国兴起了所谓的“抵制文化”，也即“抵制一些人认为是冒犯的所有东西，一部电影、一个电视节目、一座雕像、一幅画甚至一个观点”“禁止它！移除它！将它赶出辩论场”。瓦尼认为，目前美国的反种族主义抗议已经引发了“雪崩式的抵制”，这对于言论自由而言是非常危险的。政治分析家、作家戴维·鲁宾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也表示，“抵制文化”正席卷全国，“已经失控了”。

此前，《纽约时报》《费城问询报》两家媒体编辑因为发布和抗议者诉求相反内容的稿子被迫辞职。鲁宾表示，“我们有了把《乱世佳人》从HBO上下架的想法，那么我们就可能下架任何东西”“每一部喜剧可能都要下架”。鲁宾称，这些都是艺术，如果按这个逻辑，那“我们可能得对所有音乐、电影、电视节目都审查一遍，最后我们剩下的是——你只能坐在一间什么都没有的房间中同时保持沉默。”

政治人物的反弹也同样强烈。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声言，将否决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要求国防部对南方邦联将领命名的军事基地的修订案，促共和党议员支持保留“显赫的军事基地名称”。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推特上，怒斥示威者企图毁坏丘吉尔雕像“荒谬可耻”，即使“今天的我们”不能接受当时首相的观点，但他始终是从“法西斯与种族主义暴政”中拯救英国的英雄。约翰逊表示，认同反歧视示威是合法诉求，但强调世人不能试图修改或者审查过去。他指雕像让世人认识过去，包括所有的错误，拆毁就是对历史说谎。

“激进”和“保守”双方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尽管任何一个社会，诚如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所言是一个“契约”，不仅仅是现在生活的这一代人之间的合作，也是那些当下活着的与已经死去的，以及那些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合作。现实地说，“激进”的产生就是由于这一代“活着的”人因为极度不平等，而使得他们之间的“合作”变得不可能，而且累及了“已经死去的”，甚至还要累及“将要出生的人”。

但不管如何，“激进”和“保守”双方的激烈较量表明，历史已经失衡，需要回归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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