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国在疫情、航班、留学生、华为、香港国安立法等等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中美关系似乎变得更为困难。再虑及中美间业已在经贸、科技、发展模式、地缘政治、国际组织等领域所发生的各类新旧问题，似不得不承认美国对华压力，已逐渐扩大至各个可能的领域，只是其程度与重点，有所不同。

在此情形下，舆论界出现不少关于中美关系的悲观预测。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关系，为更清晰地观察中美关系走向，有时或须超脱对具体事务的关注，而对两国关系的某些结构问题做出分析。

冷战终结后，美国借助有利的国际权势对比，建立起本国主导的单极国际格局。这一格局的稳定需要三块基石：一、美国将本国历史做简单的概念抽象，形成所谓的西方模式或“华盛顿共识”，并力图将其普遍化，建立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二、美国利用其综合军力及盟友体系，来维持其全球军事优势；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金融统治力，与美国占据优势的高端国际产业链。

从冷战终结后的历史看，美国具有强烈的维持该单极格局的国家意志。为此，美国主要致力于四类事务：一、介入别国内政，策动“颜色革命”；二、以单边军事干预或盟友集体行动，来维持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三、重视美国的国际战略信任力，长期追踪并压制任何可能的战略竞争者；四、在国际分工及国际贸易中，掌控高附加值产业链及高新技术产业，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

近年来，中美间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恰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美国的单极格局。这又使得美国逐步将中国视为其战略竞争者，从而开始全面施压中国，严重削弱了两国关系的稳定性。

这些变化可主要概括为四点：一、中国形成自身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政治并未按照美国的“意愿”而变化；二、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展迅速，对周边安全的塑造力显著增强，而美国则持续谋求其对中国的区域军事优势；三、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扩大，美国担忧这是对其世界秩序的挑战；四、中国的科技能力、产业升级及全球经济影响力明显增强，美国认为这挑战了对其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

中美间虽存在上述变化，但两国间尚存在一些不应被忽视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将对中美间的矛盾，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

从国际体系来看，就大国力量及战略关系而言，我们或正处于一个趋于衰落的单极国际格局。但从全球化角度看，各国又形成一个高度互联的国际体系。该体系允许大国间某种程度的竞争，但不允许他们走向完全“脱钩”乃至战争，否则体系将被撕裂乃至毁灭。这对体系的所有成员而言，皆是一种不可承受的灾难。故而体系本身及其众多成员，将对大国间的“过度”竞争加以某种平衡。

不仅如此，与此前历史上的大国关系相比，中美在诸多重要领域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与广泛的社会联系。这意味着两国即便出现“脱钩”，也只能是选择性的有限“脱钩”。而且中国是发展导向型国家，其战略中心不在于意识形态或发展模式之争，而对国际秩序之调整也以发展为导向。所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这意味着至少就中国一侧而言，对中美关系的可协调性，抱有确定的诚意。目前中国对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履行，也反映了这一点。此外，尽管两国间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所强化，但在接受了历史教训、广泛交流的两国国民中，和平、理性与开放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就此而言，历史上大国关系的兴衰调整模式，对当前中美关系，显然既不理想，也不适用。上世纪几乎相互绝缘的美苏冷战，很难完全重现于本世纪的中美关系。故在国际关系中，强调对抗性，无益于调整中美关系，观察家应看到中美关系的互利共生与相互依赖。

对中美关系的新探索，实际上，还具有创造国际关系新历史的重大意义，即中美应努力为人类历史，创造一种更理想的大国相处模式。这也当是国际事务观察家共同关心与思考的课题。

（作者是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