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澳大利亚的冬天来得特别早，5月初已是异常寒冷。天公似乎也在为人间日益严重的冠病疫情而伤心落泪，几乎每天都是湿漉漉的雨天。

5月27日早上得知住在新加坡的88岁父亲，因急喘而紧急住院就医。他终于听劝就医，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一颗心直往下沉。

身体一直硬朗的父亲在两个星期前开始咳嗽，吃不下饭，人急速消瘦。我几乎每晚都和父母亲视讯通话，能觉察到他的脸颊急速消瘦，往常和蔼的笑容已不复存在；看见的只有劝他就医的姐姐让他烦躁和骂人的样子。他不肯喝止咳露，不愿意看医生。除了不相信医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怕出门途中或在医院被传染冠病。

27日中午，姐姐来电说父亲怕是不行了。我紧急请假回家。我乱了方寸，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回国。澳洲阿德莱德早已封锁边境，没有航班可以回新加坡。

繁琐的出入境手续

儿子请假帮忙上网查询出境条例。他向澳洲移民局、民政事务部、边防和新加坡大使馆求助。他打了无数通电话和发了许多电邮，但由于是少于48小时的申请，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回复。

我则向新加坡卫生部和移民关卡局提出申请回国和做住家隔离的安排，得到的答案是可以回国，但必须到卫生部所指定的地点做14天隔离。

我在还没拿到出境准证的情况下，就先订了29日飞往柏斯和从柏斯转机回新加坡的机票。由于不是每天都有航班，我只能在向有关当局征求出境准证的同时，先订好机票。这是最理想的航程，不容错过。

当天下午5时半的飞机，我早上10时半已到机场。我想与其在家里干着急，不如到机场“闹一闹”，期望有点机会。到了机场才发现除了登机柜台，其他询问服务柜台都关闭了，唯一能确认的是，澳洲内陆航班是不需要准证的，条件是我不能离开柏斯机场，否则必须在当地做14天隔离。我儿子不停地催促，甚至和当局理论。时间快速流失，我抱着势在必行的态度，在还没拿到出境准证的情况下，下午5时我登上飞机。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额头直冒冷汗，眼泪更是不听使唤。万一抵达柏斯还拿不到出境准证，我极有可能会被隔离，到时我回不了新加坡，也回不去阿德莱德。我也不晓得回到新加坡是否能从隔离所出来，我祈祷着来得及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庆幸的是，我在柏斯机场一下飞机，就收到儿子传来的好消息。我有惊无险地顺利转机离开柏斯，在30日临晨3时抵达新加坡。一到机场就被等候的人员“押送”到酒店履行14天隔离，当时感觉像被引渡回国的犯人。

临晨4时，我住进了香格里拉大酒店。人民协会的工作人员联系我，她已知道我的情况，并与新加坡中央医院跟进。

医院探视限制

早上9时，人协说医院只批准我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医院允许我在隔离期间能有一个小时见到病重的父亲。

父亲已经没有意识，戴着氧气口罩大口大口地喘息。他被安排住在隔离病房，因为是肺炎，在冠病检测报告出来前，他被当做疑似病例接受隔离。在这非常时期，我能理解和接受院方的安排。

我只能站在玻璃窗外对着父亲大声呼唤，尝试叫醒他。我知道他留着最后一口气等我回来，我要让他知道他宝贝的小女儿已经从澳洲赶回来了。父亲听不见，好心的护士让我打电话进去，由护士把听筒放在他耳边，但我相信重听的父亲是听不见听筒中我的呼唤声。

不久，医生确定父亲没有感染冠病，我要求到父亲的病床边。我想给他一个抱抱，想让他听到我的声音，让他真真实实地知道我回来了，想握他的手给他加油打气。这个请求被一名年轻女医生拒绝了，理由是怕我把细菌传给父亲。我何其宝贵的一个小时探视时间即将结束，我不能妥协，痛哭着乞求医生，我愿意让他们把我像棕子般包裹起来。我告诉她，我父亲快要死了，我应该在他活着时给他一个拥抱，而不是等他死后再抱他冰冷的遗体。我相信此刻的父亲何俱于我身上的细菌。我一再请求后，男医生Paul终于为我争取到上司的同意，让我穿戴防护装到父亲的床边。

离开前，我问男医生，我父亲看来是不行了，为什么院方只批准一个小时探访？他有点惊讶地说，依照父亲的情况，院方会同意多给时间，没有任何问题。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卫生部或人协只批我一个小时。他又开发另一张证明文件，以让我再向卫生部和人协提出申请，多一些探访时间。

我带着悲伤、气愤、害怕的心情回到酒店，立刻联系人协。我提呈了医生的信和南澳州冠病病例报告，以证明我染病的风险几乎是零。我说我愿意马上做冠病检测等等，只希望能尽快给我再次去陪伴父亲的时间。

当晚8时41分，没能等到当局的批准，我父亲在没有一个亲人陪在身边、没有遗言的情况下，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

疫情期间的丧礼

31日，建屋发展局批准我在母亲家履行隔离。我的一切行动依旧受到人协和移民关卡局的严密监控。

人协在后来四天的丧礼，在出入时间方面倒是给我很大的自由与配合。

丧礼期间，为了遵守一系列的病毒阻断措施，家人时刻担心宾客有没有遵守安全距离，有没有量体温，有没有超过限制人数。对于一两个不知情者买了饭在灵堂前吃，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暗自着急，眼观四方提防稽查员或被偷拍。我们怕一个不小心会被罚款，阻断措施把我们搞到神经兮兮，连悲伤的心情都被夺走了。

在这疫情非常时期，吊唁的人寥寥无几，再加上禁办丧宴，场面异常冷清。自家亲戚有的因阻断措施，怕违规、怕被感染不敢前来；有的因为不好意思而勉强来。反正都是匆匆来匆匆回。父亲因肺炎去世，这个名称在冠病新闻中常被提及，所以肺炎早已同冠病挂钩。人们得知肺炎夺走了父亲，害怕也是人之常情。有的人知道我还在隔离中，超夸张地躲避我，犹如见到鬼般。

因为行动受限制，我很多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眼见姐姐忙进忙出，我没能帮上忙，感到非常歉疚。

6月6日是头七祭日，我申请外出被拒，只能禁足家中。姐姐带着两个小姪女，推着坐轮椅的老母亲，带着大包小包的祭拜供品，搭德士到万礼灵骨塔祭拜，很不幸地她们被挡在门外，又是阻断措施。她们只能原车返回，在自家楼下草草拜祭了事。

这就是我可怜的父亲，离世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旁，出殡也仅可以10个人送行，头七也没能办。难怪母亲会感叹：“活着要隔离，生病住院要隔离，现在他死后做神仙了也一样要被隔离。”

短短几天里，一会儿是卫生部，一会儿是移民关卡局、人协、中央医院、建屋局。因为是疫情，为了方便，大家都是通过即时通信WhatsApp联系。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混乱，分不清谁是谁。

如果没有疫情，如果我没有被隔离，如果政各有关当局能有多些信任，多些通融，那该多好。

（作者是公司人力部门职员、旅居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