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港府出手拯救国泰，透过土地基金投资并提供过渡贷款，涉款273亿元。这次是港府首次直接注资私人企业，对象更是英资背景的老牌航空公司，格外惹人注目。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是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一根重要支柱，国泰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疫下全球航空业冰封，多国航空公司都要靠政府拯救。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为了维护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港府拯救国泰有实际需要。国泰与汇控一样，虽属英资企业，却是立足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依旧扮演特殊角色，这次注资拯救安排，某程度亦体现了这一独特背景，当然国泰亦要设法提升竞争力，应付疫后国际航空业大洗牌的挑战。

国泰存亡对港影响大

港航海洋公园难并论

疫情令全球航空客运几近停摆，跨境旅客锐减，航空公司就算未因疫情停飞，实际亦没有多少旅客生意可做。一些国家幅员广大，当地航空公司还可寄望国内航线帮补收入，相比之下，香港弹丸之地，国泰作为立足香港的航空公司，疫下处境尤其严峻，近月客运收入只及去年水平约1%，2月起每月亏损现金25亿至30亿元，若无法解决短期资金问题，确有倒闭之虞。

疫下全球各大航空公司纷纷向政府求救，例如美国航空业便要政府注资250亿美元救亡，本周奥地利政府宣布提供4.5亿欧元救助奥航，是最新例子。政府出资拯救私人企业，离不开两大考虑，一是涉事企业“大到不能倒”，必须防止骨牌效应引发系统危机；一是事关重要战略产业，为了社会长远利益，不得不出手拯救。从这两个角度考虑，港府出手拯救国泰，确亦有其需要。

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是香港两个主要定位，两者紧扣相连互为影响，失去其一都会动摇香港根本，《基本法》第128条便明言，“特区政府应提供和采取措施，以保持香港的国际和区域航空中心地位”。国际航空枢纽对香港的重要性，体现在航空业对进出口贸易、商贸人员往来，以及旅游业的支持。根据当局说法，航空业对本港经济的贡献，接近GDP的5%，涉及数以万计职位，而国泰正是香港这个国际航空枢纽日常运作不可或缺的主角。

国泰是国际航空业著名品牌，立足香港70多年，累积了数十年营运经验，空运安全获得国际认可，业务合作伙伴遍及全球，看不到本地有任何财团或航空公司，有财力和营运经验可以取而代之，填补国泰一旦倒闭遗下的真空。诚然，近年国际航空业竞争激烈，国泰面对廉航挑战，经营环境变得困难，然而国泰有致力改革，从2018年起转亏为盈，只是去年6月反修例风暴爆发，访港旅客显着减少，经营环境才再度转坏。无论业绩表现还是战略重要性，国泰的情况，都不能简单跟港航或海洋公园财困相提并论。

去年反修例风暴，国泰亦卷入争议漩涡，这次政府注资拯救，难免有人揣测拯救背后有否政治动机。平情而论，政府选择以优先股方式注资，用意之一相信正是希望减少这次拯救方案的政治色彩。优先股股息一般较普通股高，一旦公司倒闭清盘，持有者获偿机会也较大，然而持有优先股的股东并无投票权，有经济学家亦提到，放眼其他地方，政府以优先股方式注资拯救比较少见，反映港府希望藉此显示这次是“被迫介入”，无意插手公司营运，遑论“入主”。政府表示只打算从商界、法律界及会计界物色资深人士，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国泰董事局，不准备派官员加入，也是为了减少政治揣测。

注资不改国泰股权架构

延续一国两制特殊安排

现今香港社会高度政治化，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必然有人怀疑政府说法，惟反过来看，当局若想政治施压，入不入主也一样，现实是国泰亦很需要内地市场。若要从政治角度看拯救方案，港府的做法，其实正正反映国泰在一国两制下的特殊角色。国泰与汇控一样，都是港英时代便立足本港的英资背景企业，国泰总部就在香港，比起以伦敦为总部的汇控，在港扎根更深。当年中央提出以一国两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当中不少具体处理，都是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安排。时至今日，汇控仍是本港三大发钞银行之一；《基本法》第135条提到，特区成立前“在香港注册并以香港为主要营业地”的航空公司，在香港回归后可继续经营，更如同为国泰度身订做。

国泰以香港为基地，英国政府不会相助，要救只能靠港府。这次港府的注资方案，体现了两项原则，一是在商言商，确保合理股息回报，二是不会影响股权结构，英资太古继续做大股东，就算港府将手上国泰优先股转让给第三方，也不会有变，从这一角度看，拯救方案实际是延续一国两制下的特殊安排。当前香港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泰特殊角色不变，符合各方利益；对北京来说，照顾英资在港利益，必要时亦可成为与伦敦讨价还价筹码，“脱鈎”并无好处。当然，国泰这次获港府出手续命，不代表往后可以高枕无忧。疫情改变全球航空业未来经营环境，现在无法预测往后航空业生态会如何，国泰必须深化改革，若不提升竞争力，很难在疫后世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