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海腔新调

杨丹旭

“新鲜的杏儿，5元（人民币，1新元）三斤，不甜不要钱。”那天下班回家，走出地铁站就被响亮的吆喝声吸引了。

北京住家附近的地铁站，这两个星期好不热闹，各种地摊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卖杏的这家人是最新加入的。吆喝的阿姨见我好奇停下脚步，很热情地塞给我一个杏，让我尝一尝，没等我表态要不要买，她已经开始往塑料袋里装：“肯定甜，来三斤吧。”

她的儿子告诉我，他们是河北人，他在北京打工，最近老家果园的杏熟了，就运了一些到北京来卖。

从中国总理李克强的两会记者会，到微博上铺天盖地的热议，“地摊经济”短短10来天已经来到我的家门口。

地铁站旁，阵仗最大的是一对卖烧烤的夫妇，男的负责烹饪，女的负责招呼顾客，除了卖各种烤串，还有香喷喷的炒面。如果饿着肚子下班，路过这个路边摊肯定得咽口水。旁边的煎饼摊生意也不错，一直听到面糊在铁板上被烤得滋滋作响，香味扑鼻而来。

最隐蔽的是一个卖花的年轻小伙子。他蹲在昏暗的灯光下，几乎被地铁站外成排的共享脚踏车淹没，面前放两个塑料盒，一个装着捆成束的鲜花，另一个是多肉植物。

沿街叫卖的商贩、琳琅满目的地摊，曾是很多中国城市的回忆。但为了城市整洁，各地过去都在大力取缔流动商贩，城管和小贩好像“猫捉老鼠”斗智斗勇，加上网络购物和点餐的普及，地摊在中国几乎消失。

没想到冠病疫情却让官方对地摊的态度“U转”。中国领导人亲自为地摊小贩站台，许多地方官员动员商贩上街摆摊，中国媒体一度高调宣传摆摊致富的故事，一时间“地摊风”刮遍大江南北。

中国官方是在国家面对严峻就业挑战的背景下提出的“地摊经济”。摆地摊门槛低，对急于讨生活的普通民众，松绑对地摊的管理，等于给了他们一个增加收入的新门路，但中国高层相信也都清楚，“地摊经济”能解决保就业的燃眉之急，但不会是长远之计。

这是否意味，“地摊经济”又是一阵风，一旦没有就业问题，又会戛然而止？从各大城市这几天的反应看，“地摊经济”走红没多久，已经有泼冷水的声音。

以北京为例，虽然官方还没有取缔，但官媒《北京日报》明确表明，“地摊经济”不适合首都，并且忧心忡忡称，“城市精细化治理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稍一放松就可能前功尽弃。”央视也发表评论称，“地摊经济”一旦脱离实际，一哄而起、盲目跟风，就会适得其反，蚕食来之不易的城市治理成果。

拒绝“地摊经济”的理由，主要是担心它可能带来的占道经营、场地卫生、噪音扰民等问题。但适当给“地摊经济”松绑，是否只有导致城市治理开倒车这样一个结局？

“地摊经济”的概念提出后，“每日经济新闻”在一篇报道中提到，中国的“地摊经济”可以考虑参考新加坡邻里中心的做法，这倒是让我想到了新加坡的小贩中心。

新加坡建国初期，大街小巷也布满流动的路边摊，带来的问题同中国很多城市所面对的问题如出一辙。政府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建设小贩中心，把这些路边摊集中起来，在统一管理下经营，确保食物卫生，也保持环境清洁，不会有占道经营等问题。

如今，遍布岛国的小贩中心是新加坡人的“国民食堂”，不论年龄、种族、贫富，都爱到小贩中心享用最庶民、最朴素的美食。小贩中心也成为维系民众情感的社区空间，并且是新加坡的一张名片。每次有中国朋友到访新加坡，小贩中心一定是我大力推荐的“打卡地”。

“地摊经济”提供了谋生机会，增加城市生活气息，也为民众提供一些生活便利。地摊的管理也有它的复杂性，治理起来难度大、成本高，所以“地摊经济”也是对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新考验。是选择“一刀切”拒绝这些人间烟火，还是让治理更加精益求精，让人间烟火在整洁美丽的城市上空洋溢，这需要治理者的权衡和智慧。

入夏后的夜晚，在街边的夜市点一把烤串，配一罐冰镇的啤酒，坐下来慢慢享用，或者边吃边逛夜市，这好像就是夏天的味道。那天晚上，我提着一大包杏走回家，心情特别好。不仅是买到了便宜又好吃的杏，更因为看到人们无拘无束地穿梭在地摊之间，这幅画面仿佛有一股暖暖的气息。只不过地摊经济的热，还会有下一个夏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