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8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下同，约5900新元），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这一数据引起各界的热烈讨论，因为它简单明了地揭示了中国这个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所得达到1万美元经济体的另一面。

李克强这里所说的可支配收入，指的是扣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之后的收入，并且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即包括劳动人口，老人、儿童等无收入人口在内的所有家庭人口。李克强的数据既有统计的支撑，也有抽样调查数据的支撑。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字，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万零733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万2359元，月均大概是35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万6021元，月均大概是1300元。因此，农村居民的月均收入状况，本身就已经接近“月入1000元”。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更低。2019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万1567元，月均收入大概为966元，低于“月收入1000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在2019年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所作调查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而月收入在1000元至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这与李克强所说月收入约1000元以下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吻合。

北师大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收入为零，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1090元至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到3.64亿。也就是说，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调查发现，这6亿人中，来自农村的比率高达75.6%，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2%和34.8%；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5年，处于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阶段，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43.7%，文盲的比率占9.6%；非劳动力占比最高为37.1%，自我雇佣者占比达到很高的18.0%，而工资就业者占比仅为37.4%，明显低于其他收入群体。

概括地说，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北师大的抽样调查，结果其实都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也和人们的常识相一致。近来“地摊经济”发达起来，就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疫情对社会底层的打击，仅仅是地摊经济复苏的其中一个原因。地摊经济并非人们所嘲讽的那样，也不是人们天生爱好摆地摊，而是为实际生活所迫。

中国中产阶层仍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离贫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人们必须意识到，这里所说的贫困仅仅是绝对意义上的贫困。脱离了绝对贫困状态并不是说没有贫困了，很多人不仅仍然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且会返回绝对贫困状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精准扶贫置于头等政策议程。

中国的这一国情实际上不难观察到。不用和发达的欧美国家作比较，仅仅和东亚经济体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在经济起飞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不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使得中产阶层达到60%至70%。中国则不同，尽管也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在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中产阶层还是不到30%。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对这一基本国情感到吃惊呢？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在社会层面，现在的中国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优胜劣汰，赚贫爱富。尽管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要看这个国家有多少人脱离了贫穷，而不是看这个国家培养了多少富人，但社会的关切点仍然在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