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14日，智利总统皮涅拉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就智利与拉美正遭受经济和政治动荡的国家比较。他说：“阿根廷和巴拉圭已经进入衰退，墨西哥和巴西陷于停滞，秘鲁和厄瓜多尔正在经历深刻的政治危机。在这方面，智利看起来像一片绿洲。”皮涅拉稍后更亲自撰文表示，“将竭尽所能不陷入民粹主义”。

然而，首都圣地牙哥市地铁涨价，引发长达数月的动乱，证实皮涅拉过度乐观。12月23日，皮涅拉宣布于今年4月26日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修改军政府时期的宪法。公投因冠病危机延后半年举行。

今年5月以来，智利每日新增冠病确诊病例数不断创新高，疫情曲线由平缓变成陡峭。首都民众因不满食物短缺和失业问题发动示威，暴民甚至打劫加油站，在市中心纵火焚烧巴士。贫穷和中产阶级社区居民则敲打锅碗瓢盆以示抗议，当局因此派遣军队镇暴。

智利案例提供学界反思政治经济学的三个理论。其一，2012年过世的政治经济学家赫绪曼（Albert O. Hirschman），1958年在《经济发展策略》一书中所提出的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该理论认为，政府对富人减税与提供优待政策可改善整体经济，最终会使社会中的贫困阶层也得到生活上的改善。该理论反对以征税手段减少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反对救助贫穷阶层，但常被用于讽刺供给面学派或自由市场。

然而，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2013年11月26日发表的首篇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The Joy of the Gospel）中，针对资本主义的罪恶和教会须多协助贫困者，阐述其观点并强烈抨击涓滴经济学。

教宗指出，有些人继续捍卫涓滴理论，这一理论假设自由市场鼓励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将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公正和包容。此一从来没有证实的观点，表达对那些挥舞着的经济力量和现行经济体制，既原始又天真的信任。与此同时，那些被排除者仍在等待。

他认为，对经济决策有影响的群体，总是为造福自己努力，而不是服务穷人；呼吁对把穷人排除在外的金融系统进行改革。

其次是发展模式之争。1980年代以来，智利维持了30多年的较快经济增长，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所定义的1万美元门槛。2010年，智利加入具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8年，智利人均收入已超过1万5000美元。不过，智利也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因此，有人形容智利此次动乱为“经济政变”。

智利受邀成为经合组织成员国后，中国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韩琦教授曾说：“最近20多年智利现代化的经验是，强调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转型。正确定位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作用，使三者各司其职，形成互动，协调发展……智利现代化的成功与其长期的民主传统，以及独特的历史遗产，有着重要联系。智利现代化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他也指出：“如果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智利仍存在诸如教育品质较差、基尼系数过高、社会流动水准低和机会不平等，智利的现代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去年下半年持续至今的智利动乱，深层因素实为发展模式之争。

其三是企业社会责任变迁。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海涅（Jorge Heine）认为，引发智利动乱的原因之一是公共挫折感（public frustration），而罪魁祸首就是1980年底建立的私有化的退休金制度。

这得先从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0年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的文章《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自身的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说起。那篇文章指出，企业经营者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股东获取最大的利益，执行长不该为“提供工作、消除歧视或避免污染环境”而操心。

公司的高阶主管没有为所欲为的自由，他们只是股东僱用的员工。如果他们在闲暇时用自己的钱做慈善工作，那是没问题的。但在工作时，他们必须责无旁贷地为股东获取最大利益。他甚至认为，那些为员工与社会操心的执行长是在“鼓吹纯粹的社会主义”。

今年3月，《金融时报》社评指出，“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影响到各国经济之前，商业领袖们就已承诺会提倡一种新型的、更具人文关怀的资本主义。代表美国一些最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商业圆桌会议去年表示，将摈弃‘股东至上’的信条。该信条在过去50年里驱动着资本主义。相反地，企业应该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这或许是资本主义应该从智利动乱学习的教训。

作者是台湾致理科技大学教授

兼拉美经贸研究中心主任

中华战略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