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执着于自己圈子里的想法，不去理解个人视角外各种措施与行动的总合，这种微观的批评可能得不到重视，让人长久陷入极端的不愉快中，把自己放在一个孤立的角落，最后问题还是不能如愿解决。

人到了一定的时候，都需要一副眼镜。

小时候视力还行，有轻微的近视，远的东西看了费力，但不太碍事，所以一直没有戴眼镜的习惯。

前些年，老花找上门，因为以前积攒的一点近视，在看东西的时候，两只眼睛勉强可以互相协调。看远的东西，左眼卖力一些；阅读的时候，原本近视的右眼派上用场。就这样，也混了好几年。

近来发现自己不太爱看书，先不怪自己的惰性，想着是不是视力不好，去验光师那里配副眼镜看看。原来年轻时的近视已被老花超越，加上长期用不太正确的姿势对着电脑、手机、平板带来的散光，现在不得不和眼镜做好朋友了。

这种生理问题对人的心理和思维有着怎么样的影响，我没有研究，不过根据常识，生物本能对行为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除非个人意识和意志力都很强大，不断反躬自省，控制自己的本能，去突破局限，才不会让个人条件限制了个人的视野。个人的条件不仅是生理上的，还包括处境、认知、责任和经验等等。

最近有关国庆礼包该不该分发的争论，突显了这方面的差异。

国大杨璐玲医学院学生考希克（Kaushik Ilango）因为减少废弃的环保理由，在网上发起拒绝国庆礼包活动，获得11万人联署，我也接到一些朋友通过社交媒体要求声援这项活动。

我不去签名，因为我知道每年想要国庆礼包的人也很多。采访工作的关系，每年我也会拿到国庆礼包。有一年，我把不在意的礼包，转送给公司里的勤务员，她把礼包当成日常用的包包，对自己有一个国家送的包包感到自豪。

另外，在物质不缺乏的环境里长大，我们对里面的小国旗、贴纸、饼干、零食、饮料等无感，甚至觉得这些一般的物品，放到过期都未必想吃或想用。但是赞助商可是花了不少金钱和精力，才争取到把产品放进礼包，或者把各种优惠印在优惠劵合订本上做宣传。

当然，一些人看不上这些东西，或者觉得自己不需要，在疫情期间政府应该把这些钱省下，减少资源浪费，所以参与联署。

有些人签名只代表自己，那无可厚非。有些人则去影响身边朋友，逐渐形成一种群众压力，让人觉得不参与好像不够酷，甚至是站在环保的对立面，跟不上时代。

这个问题星期五的国会上，国防部长黄永宏在解释分发礼包的用意时，进一步说明在市道低迷，人们情绪可能因为无力改变环境而变得沮丧的时候，需要大型活动来鼓舞士气，展现风雨同舟的精神。

他说：“对市井小民来说，礼包是实体触点。大家挥舞的是同一面国旗，使用的是同样的物品，这些都是能让他们依靠的实体象征品。哪怕它们的成本很低，我们也永远不应忽视其作用。”

我也同意不能以眼前的危机来否定举行国庆庆典的意义。国庆日一年也就一天，每年在这一天满街穿上红衣，手握小国旗的新加坡人，陌生人之间眼光交汇时发出会心的微笑，看着就会理解那种看起来很表面的仪式感，其实是一种深层思想共通与凝聚力的外在表现。

危机的时候，有领导力的政府解决眼前问题和资源分配的时候，自然也关注于把整个国家带向何方。正如开车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视线放宽拉远，注意前面的路况和下来的交通灯，这样才能安全地把车子开到目的地。驾驶者注意力在远方，车子旁边可能出现的危险，就必须靠望后镜、侧镜，和时不时转头观察来减少盲点。

过去，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曾把他的反对党角色比喻成“副驾驶”，可以指出操控驾驶盘的政府的盲点。这个互联网时代，帮忙看盲点的人更多，每一个新政策和措施，马上就有人在网上提出不同的看法，许多意见出发点都是好的，也确实反映了不同角度的问题。一些观点更是让人见微知著，提早发现问题，着手处理。

如果过度执着于自己圈子里的想法，不去理解个人视角外各种措施与行动的总合，这种微观的批评可能得不到重视，让人长久陷入极端的不愉快中，把自己放在一个孤立的角落，最后问题还是不能如愿解决。

宏观视野处理问题自然有不够周到的地方，因为其中涉及一定程度的协商与妥协，然而因为微观看到的不足，而否定宏观的处理，可能一直在小枝节上费力，错过了处理大问题的时机。

自从去年纪念开埠200年，把我们对新加坡历史的视界拉长700年以来，我国政府也经常用长远的历史感，借先辈们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士气。

在这之前，前人的经历说起来都只是故事，现在我们要用前人的血汗积累，帮助我们走出眼前困境，给未来筑起一座瞭望台，我们就不得不调整近视的局限，把目光放宽拉远。

新加坡虽是个小岛国，但绝对不能抱着狭隘的岛民心态。冠病疫情放缓后，我们要从宅家的惯性中走出来，用较宽的眼光看周围，继续关心不同的群体，千万不要成为“封锁的一代”。

（作者是新闻中心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