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社论

“罢韩”投票明天举行，民进党也赶在倒数三天通过罢韩声明。撇开该案最后过与不过不谈，这次活动最让人关切的，是“罢韩国家队”的高度介入，和罢免新制低门槛引发反民主后遗症。民进党四年前主导下修罢免门槛，表面理由堂皇，却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无关民主的深化。这种逻辑混乱的修法，已成为蔡政府执政四年多来的普遍现象。

2016年底，蔡英文上任仅半年，民进党即主导下修公职人员的罢免门槛，并从“不可宣传”改为可以宣传。其表面理由是：“让最新民意展现”及“监督民选公职民代”，但实际原因，则是此前“割阑尾”罢免蓝营立委未能得逞。放眼全球民主国家，采取“罢免”民选官员和民代制度者少之又少，像台湾这样不需要具体“违法失职”即可发动“政治性罢免”的地方，恐怕是绝无仅有。

其他民主国家对罢免制度持保留态度，原因有三：第一，根据民主理论，官员或民代一经选出，即与选民形成委托和被委托关系，其任期就是委托年限；而定期改选本身即具“展现最新民意”效果，毋需另行罢免。第二，政治性罢免的性质与选举的性质接近，罢免容易沦为“选举延长战”；第三，要以“罢免否决选举”，应设定多高的门槛，仍难有定论。

台湾最初制订罢免规则，采取的是“高门槛”，目的在避免选举结果被罢免轻率推翻。罢免门槛降低后，三年前曾用于罢免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即浮现诸多问题，如今罢韩则更见严重。其中有数项争议：第一，发动罢韩的主要理由，是韩国瑜当选不久即参选总统；然而这并非法所不许的情况，只是具有争议而已。何况，类似现任官员民代转战其他选举的例子，俯拾皆是，何以独独韩国瑜无法见容？其次，韩国瑜当选时获得八十九万多票支持，但要将他罢免，却仅需五十七万多票，这将构成“少数否决多数”的反民主逆流。

此外，依《选罢法》规定，罢免应由“选举人”提出，公务员不得参与；但这次的“罢韩”活动，执政党却关系参与。发动罢韩的主导者，其实是过去陈菊市府的官员；政府公权力在各层面的助攻宣传，更是层出不穷。在最后关头，连蔡英文也直接利用主席身份直接下令动员罢韩。如此把罢免当成选举的“延长赛”，不仅否定选举的价值，也让握有公权力者有上下其手空间，剥夺原本的选举民意。这样的制度设计，能说没有问题吗？

再看，民进党对《公投法》的予取予求，对照其罢韩动员，正好印证民进党修法逻辑混乱及反民主言行。公投做为直接民权，可以弥补代议政治的不足，其价值普受肯定，只是各国在制度设计上有所不同。公投虽是民进党长期宣扬的神主牌，但民进党在2018年公投绑九合一选举惨败后，竟不思检讨败因，反而霸道修法把公投与选举脱钩，且规定两年只能公投一次。如此一来，必定造成投票率下降，公投不易过关，这对公投的成功率和人民行使直接民权，都是双重伤害。

可耻的是，民进党修改公投法的唯一原因，竟是“减轻选务负担”。为了选务技术问题，而否定民主价值，可谓骇人听闻。更可笑的是，近来蔡英文抛出修宪议题，民进党立刻主张修宪之“复决公投”应该绑2022年的大选举行。不许人民的公投绑大选，自己却要把复决宪法绑选举，民进党的矛盾及私心自用，真是赤裸裸一览无遗。

从罢免门槛到公投规定，每一次修法，都看到民进党将国家法律当成自己的敲门砖和垫脚石，为自己量身打造，用过即弃，何曾以台湾的民主为念？如此短视近利，打造的只是政治恶斗的样板：为了权力，没什么不能做，没什么不能改。